第二个例子是与20世纪初何震的论点相呼应的鲁迅。他在谈到“妇女问题”时更加不遗余力地呼吁需要一场革命。确实，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之父”的鲁迅，始终支持妇女解放，并坚持认为只有在中国进行一场彻底的革命，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妇女解放。

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女代表与领导合影。

很多中国人熟悉的例子之一，就是鲁迅1923年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做的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关于为什么这个问题比关注易卜生戏剧里的中产阶级妻子下决心离家出走更为重要，鲁迅进行了切中肯綮的讨论。

“走了以后怎样？”鲁迅问道，“伊孛生并无解答”，他用他标志性的讽刺语气指出，“而且他已经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负解答的责任。因为伊孛生是在做诗，不是为社会提出问题来而且代为解答”。[18]

“娜拉走后怎样？”鲁迅的问题超出了原著小资产阶级的个人选择范畴。对于娜拉来说，尽管她已经觉醒，但她“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说：“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19]

在此，鲁迅间接响应了何震的观点，继续发问：“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也还是傀儡。无非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而自己能牵的傀儡可以增多罢了。因为在现在的社会里，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男人也常作女人的傀儡，这决不是几个女人取得经济权所能救的。”[20]

通过将妇女解放与反对现有经济制度联系起来，鲁迅认为我们需要一场真正的革命——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尽管他承认自己也不知道这场革命“从那里来，怎么地来”。

Lydia H.Liu, Rebecca E.Karl, and Dorothy Ko eds., The Birth of Chinese Feminism:Essential Texts in Transnational Theor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这些一百多年前提出召唤革命的“妇女问题”讨论，在中国革命及其妇女解放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几十年以后的今天，仍然没有过时，对讨论妇女解放以及性别与阶级之间关系的问题，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鲁韧导演，张瑞芳主演，根据李准小说《李双双小传》改编的电影《李双双》，1962年上映

可是，“妇女”这一用词本身却似乎未能同样保持新鲜。这就引出下面第三点。

3. 改革开放时代，“去政治”转向与“女性”一词的崛起或回归

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伊始，中共领导的妇女解放，以及“妇女”一词，就开始遭遇各种女性主义者的批评。这些批评和后来的“性别”转向，同时又都伴随着“国家”（state）从性别平等宣传教育的公共领域中撤退，以及在同样的领域里出现的（用Danial Vukovich的话来说）“自由主义的报复”，（或隐或显地）谴责整个中国革命，并把质疑延伸到革命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妇女解放。[21]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于此同时“浮出历史地表”的“新”批判视角，质疑“妇女”的所谓中性/雄性化，呼唤找/招回“女性”及其被遮蔽的“女性特质”。[22] 在这些“新”走向和“新”视点下，“妇女”这个字眼，随同对“妇女解放”的被质疑，遭遇到“性别麻烦”：被视为“革命男权主义”的产物，在男性为坐标的基础上提倡男女平等，缺乏对“女性特质”的充分认可和认识……等等。西方女性主义认为真正的妇女解放应该是自下而上的。对此观点的接受也很快成为评估和判断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和“妇女”一词的“自然”标准。

延续这一标准，除上述的没有充分认可“女性特质”以外，还认为妇女主要受制于“国家利益”，缺乏从自身出发的“自我”意识等等。在文化层面上，“妇女”这个被认为不够“女性化”的形象也成为公众嘲笑的对象。内涵于“妇女”的阶级和女权双重意义及其政治性，则在这样的“去革命”“去政治”的语境下被消解。可以说，在“后妇女解放时期”的中国，出现了一种反向的“妇女”性别歧视。取而代之的“女性”一词，象征着被压抑的“女性气质”的回归，把妇女问题从革命领域重新归类到“女性”“个人”“身体”“唤起性欲的存在”以及与男性二元对立的思考层面里。

可以说，在西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自身面临的“历史的狡计”（cunning of history,Nancy Fraser语）的全球影响力“协助”下，我们遇到了中国版的“历史的狡计”。[23]一方面，就“男女平等”而言，面对国家从明确维护性别平等的话语和政策中撤退，“性别”概念的兴起，有可能为增强性别平等政策和社会文化实践提供必要的理念和批评，在某种程度上它也确实如此。

然而，另一方面，如果不同时维护和坚持妇女解放的遗产和实践，“去革命”的“女性”和“性别”概念容易陷入个体的单薄，成为小资理念的收容品。改革开放以来，对女性和女性气质的强调，在出现脱离历史语境的“女性本质化”走向的同时，在市场化的大潮下，“女性特征”迅速被消费主义的欲望及其逻辑所吸纳所界定，向乐于站在资本一边而非劳动一边的小资产阶级性别主体倾斜，其“性别意识觉醒”的思维方式往往以简单的“男/女二元对立”为前提。

Judith Butler，Gender Trouble：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Routledge，2006

换句话说，在“后革命”的阶级转型中，“妇女”的衰落伴随着“女性”的兴起/回归，伴随着城市小资产阶级文化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以及后者愈发彰显的其自身阶级和性别诉求的某种结合。

不过，中国革命的深厚性以及内在其中的妇女解放和阶级解放的直接关系，在转型后仍然被继续不断书写和认识，无论是在历史层面，还是当下现实层面，譬如打工文学，尤其是来自皮村的女工文学，等等。

四

必须指出的是，与此同时，在中国这个“后妇女解放”的历史语境里，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也遭遇了自己的 “性别麻烦”。正如我在发言一开始提到的，面对上述的各种矛盾，许多中国女学者通过对中国革命和妇女解放的历史和遗产的重新强调和思考，质疑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局限性和话语霸权。

我们也许可以问，这一在中国面临的“性别麻烦”是不是在本质上也反映出（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自身的一种“阶级麻烦”？

在这个问题的基础上，我以为可以进一步提出和讨论其它相关问题。由于时间关系，无法进一步展开，但我想以下面三个问题来结束我的发言：

1. 帝国主义发展的历史中是否存在性别维度，后者又如何与阶级（和种族）的维度产生联系？与马克思主义的“离婚”（divorce）是否以及怎样阻碍了（西方）女性主义在这方面的思考和理论化？

2. 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如何不再继续躲在非西方世界的反帝斗争背后，走到前台直接面对和处理“帝国主义”这个问题，并与之斗争？

3. 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有可能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做出贡献吗？如果有可能，应该怎么做？如果没有，那又是为什么？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