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互联网新媒体使得网络舆情更加复杂

在造纸术和印刷术普及之前的古代社会，舆情或公共舆论往往都流于街谈巷议，范围有限。随着出版业的发展，特别是大众传媒的发达，公共舆论在广度上有了极大的扩展。而到了互联网、新媒体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有摄像机，公共舆论的广度及其对社会的全方位渗透，都是远胜于前。

截至2019年6月，我国有网民8.54亿，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到99.1%。【7】截至2019年9月30日，腾讯微信与wechat的合并用户数达11.51亿，截至2020年1月5日，抖音日活跃用户数已经突破4亿。【8】2019年，今日头条创作者全年共发布内容4.5亿条，累计获赞90亿次，其中有1825万人是首次在头条上发布内容，头条用户日均发表评论2037万条。【9】而境外社交媒体巨头脸书（facebook）2019年底达到日活跃用户16.6亿人、月活跃用户25亿人。可以说，人类已经进入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广度、深度与幅度，都到了新的历史高点。

受惠于信息科技的演进迭代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日新月异，互联网正在成为传统信息生产和传播方式的总和。与以往任何媒介相比，互联网都更加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信息的生产与传播、文化的内容与模式。网络空间似乎抹平了现实社会的种种沟壑与差异，成为参与主体广泛而平等，信息传播多元而自由的全新平台；而且实现了传播方式的开放与共享，突破了物理上的时间与空间，成为人类精神生活的全新空间。互联网已经成为人类思想传播与文化交流的新载体与新渠道，不断带动文化繁荣与创新，以丰富多元的信息内容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样性的文化需求。

新媒体的传播特质可以概括为“七全二去”，即全时、全域、全民、全速、全媒体、全渠道、全互动和去中心化、去议程化。【10】由Facebook和米兰大学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目前移动社交媒体中每两个用户之间平均通过5个间接人就能够建立联系。【11】新媒体的联动传播呈现网状链式和节点辐射式特征，新媒体用户之间则呈现出虚拟人际关系的网状信息传播形态，碎片化信息可以快速聚合或裂变。【12】在互联网和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参与者、信息传播的速度、信息来源的多元、以及信息内容的丰富，都前所未有。

但吊诡的是，在信息时代，真实而全面的信息有时却更加成为稀缺产品。剑桥分析事件所带来的“社交媒体操纵”【13】争议尚未平息，关于历史记忆的争夺又已开始。二战刚刚结束不过75年，但历史教科书中关于“二战发动者”的记载却已经开始动摇。据《环球时报》综合俄罗斯媒体报道，欧洲议会2019年在有关《欧洲铭记历史对欧洲未来的重要性》的决议中，试图将纳粹侵略者和苏联等同起来，引发普京愤怒。【14】为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80周年，2019年9月1日在波兰首都华沙毕苏斯基广场举行仪式。波兰邀请了40个国家的200余名官员，但没有邀请俄罗斯领导人。波兰总统杜达还在纪念仪式上指责其他欧洲领导人没有认真“对待俄罗斯侵略带来的威胁”，并将欧洲领导人尝试与普京恢复关系的举措类比为欧洲1930年代对纳粹的绥靖政策。【15】前苏联究竟是击破纳粹的英雄，还是发动二战的恶魔，在网络信息时代，最基本的历史真实却成了意识形态争夺的工具，并进而影响到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国际秩序和地缘政治格局。

特别是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互联网新媒体在舆情的产生和处置方面有着更大的作用。突发公共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16】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一系列突发公共事件成为社会常态，在传播媒介发达的情况下，在每一起突发事件爆发后，全社会都会对事件进行讨论和思考，从而引发舆情事件。

李文亮医生离世后，引发了极大的舆论反应 图自“新华视点”

但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人们认识的局限或者不同群体的不同诉求，在舆情信息中既有理性的思考和建议，也常常存在谣言、不实信息，有些还可能涉嫌违法犯罪，如2011年“7•23”甬温动车事故、2015年跨年夜的上海外滩踩踏事件、2015年8月天津港爆炸事件、2018年5月四川“严书记事件”，以及2019年和2020年之交的新冠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等，都引发广泛舆情。

在近期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同时，围绕疫情“信息”发布的争议，也同样风云乍起。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处置了传播疫情“不实信息”甚至“网络谣言”案件多起，不少人被行政拘留、训诫或批评教育。仅在宁夏，截至1月28日，全区公安机关对传播疫情“谣言”者共处理73人，其中行政拘留12人，教育训诫49人，批评教育12人。【17】

但2019年12月31日，武汉公安机关对8名“散布武汉肺炎谣言者”的查处，【18】却引发了广泛争议。在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对话时，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甚至认为，“这8个人是可敬的”。中央政法委公众号长安剑曾在2020年1月21日发布文章指出，“谁把政客的面子，看得比人民利益还重，谁就是党和人民的千古罪人。谁为了一己之利，刻意迟报瞒报，谁就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19】最高人民法院官方微信号也于1月28日发表文章，认为对武汉8位市民所谓的传播“谣言”，应有宽容态度。【20】人民网1月26日发布“人民网评”，直言“及时发布信息，才能稳定‘军心’”；【21】新华社1月28日发布评论员文章，指出“战胜恐惧最好的办法是确保信息公开透明”。【22】

曾光与胡锡进的对话 图自环球网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必须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律，提高用网治网水平，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正是基于对互联网新媒体背景下舆情处置的科学认识和极端重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大年初一召开会议，强调“要及时准确、公开透明发布疫情，回应境内外关切。”【23】2月3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强调“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24】要求“做好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工作，统筹网上网下、国内国际、大事小事，更好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25】2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北京调研指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也一再强调“要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公开透明回应群众关切，增强舆情引导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要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和舆论关注”。【26】

正是在中央的重视下，为了应对舆情，我国已经形成了包括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部门发布调查通报以及通过政务网站和“两微一端”等政务新媒体发布权威信息在内的信息发布方式，以澄清事实、回应关切、增信释疑。特别是针对网络舆情，通过在网上及时公布事实真相、消除不实信息与谣言信息、疏导网民负面情绪、引导网络舆论良性发展，来避免舆情次生危害。整体来看，在这次疫情防控中，面对复杂的网络舆情，党和政府及时发布信息，果断作出决策部署，取得了较好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