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为了活命，一条庞大的灰色买卖产业链应运而生。既然靠正经投稿排不上队，那就只能“花钱买路”。不少期刊的版面费动辄几万元。多少寒门博士，把助学金、兼职打工攒下的钱，甚至找父母借钱，拱手送给中介，只为了在C刊的角落里买下个豆腐块版面。普通年轻老师更是为了凑够评职称的论文数，自掏腰包花钱买作者署名、买版面。学术研究本该是天下最神圣的事业，到头来却被逼成赤裸的明码标价买卖。

如果说买论文只是文科和基础学科的生存挣扎，那老师们被逼出来的“自费科研”、“贷款搞横向”，其荒诞程度更是足以让人下巴脱臼。

所谓“横向课题”，原本是指大学老师受企业委托，帮企业攻克实际生产中的技术难题，企业出钱资助，老师提供方案，本是产学研结合的好事。但在这场高校锦标赛里，某些学校为了“申硕、升大学、冲排名”，盲目给各个学院强行摊派横向经费指标，规定普通专任教师一年必须给学校拉回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企业横向经费，否则年终考核直接不及格，绩效扣光，职称一票否决。

可那些教大学英语、高等数学公共课的普通老师，或者平时根本不认识什么大老板的年轻教师，上哪儿去找企业平白无故给自己打几十万经费？

在高压面前，中国知识分子展现出了令人心酸的“创造力”——自掏腰包借钱贷款搞横向。

很多年轻老师被逼得没办法，只能自己去银行办个人消费贷，或者四处向亲戚朋友借钱，拿着自己的血汗钱去找中介或者相熟的企业“演双簧”。具体怎么操作呢？老师自己把十万、二十万真金白银转给中介或皮包公司，公司扣下一两成的手续费，然后再以“委托科研合作”的名义，把这笔钱作为“企业研发资金”打进学校的公对公账户。

学校看到这笔钱进账，给这位老师在考核表上记上一笔，同时按照财务规定，从中扣走“管理费”。剩下的那点钱，老师再想方设法找各种发票，一点点从科研账户里报销出来还贷款。

在这一套既残酷又荒诞的体制下，出现最近新闻中那些事就不奇怪，可悲的是知识生产体系的败坏。

更致命的是，一旦有人造假，高校内部的学术委员会和领导层天然倾向于“捂盖子”。为什么？因为大家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如果承认顶刊造假，学校在下一轮全国学科锦标赛里就要被扣分，重点实验室就可能被摘牌，招生拨款全受影响。所以面对实名举报，学校第一反应往往不是查真相，而是私下找举报人公关删帖。

对于普通学者更残酷的现实，是整个人才金字塔底部已经塞得连转个身都困难了。

给大家看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去年全国在读的博士生已经达到了75万人，如果把累计在读和毕业的加在一起，总数已经冲到了148万人，这还没算每年大批回国的海外博士。

7月6日，《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共招收研究生143.85万人，在学研究生429.95万人，毕业研究生116.65万人。与2024年相比，博士招生首次突破20万大关，毕业博士首次突破10万，硕士招生突破120万，毕业硕士首次突破100万。

这么庞大的博士人才，未来到底去哪儿呢？

这里就不得不介绍我的人大校友李原同学提出的“卷学定律”。

世间万物，但凡门槛不算特别高、只要普通人咬咬牙死磕努力就能摸得到的标的，就一定会以极快的速度跌进内卷的深渊。而很多人只看到了内卷会把利润卷没了，却从来没意识到：内卷最凶狠的地方，在于它会把被卷的标的彻底变成负资产。

什么叫负资产？就是持有这个东西，非但不能挣钱，反而变成一个甩不掉的大麻烦。就像2021年砸下重金接盘学区房的人，熬到现在，首付跌没了，租金连月下滑，挂牌几年根本卖不出去。房子本质上已经不是资产，而是成了倒欠银行的巨额负债，每个月省吃俭用，是在为一个实际上已经不值钱的空壳支付巨额利息。

博士学历，现在就正在全面滑向这种负资产。

一个人从本科读到博士毕业，往往三十好几。年纪一大，对起薪的心理预期居高不下，又有成家立业的压力；更惨的是，在学校里熬了五六年甚至七八年，天天被导师差遣着改格式、灌水发无用论文，根本没有接触过工业界一线的真技术。

企业一算账：我花大价钱雇一个只懂理论、不能打硬仗的三十多岁博士，图啥？还不如直接去名牌高中或者本科招个十八九岁、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从头培养。省下近十年大好青春用来磨练核心业务，十年后这年轻人早成了带兵打仗的技术骨干，不比在象牙塔里的博士好用得多？

到最后，博士文凭不仅帮不了你找工作，反而成了一个沉重的标签，成了你高不成低不就、被企业嫌弃的负累。

紧接着，就会触发“卷学第二定律”：当持有一个资格会带来亏损时，跟它绑定的利益就会被强制解绑。

以学区房为例。当家长发现，为了一个入学名额，要忍受上百万的资产缩水。于是，有钱有资源的家庭迅速掉头转向顶级私立名校，学区房直接从入学资格中解绑，变成一地鸡毛。

学历也是同样的道理。当博士不再能兑现好前途的时候，有背景、有资源的聪明人早就绕开这条赛道了。他们会利用人脉走各种人才通道、特殊引荐，甚至直接发明新的游戏规则。

最后，寒门学子好不容易拿到博士文凭，抬头却发现，前路早已人满为患，门槛早就被换掉了。

这番景象，在中国历史上其实早就上演过不止一次。

清朝在嘉庆、道光之后，朝廷的“捐纳”（花钱买官衔）开始大规模泛滥，甚至在财政并不紧缺的时候就逐步压过了正途科举。原因极其现实：清朝初年，全国进士极少，考中举人就足够放外任当知县了；可到了嘉道年间，读书人越来越多，官缺却只有那么多。当科举这条路拥堵到连中举、考进士都不管用的时候，社会的自发调节机制就是换赛道——稍微有点家底的，不如干脆花钱去捐个官衔。

到了清朝末年，像张之洞这种本身靠科举做到封疆大吏的顶层人物，反而成了废除科举最坚决的推手。因为他们身处高位，早已看透：科举这条旧马路早就堵死了，与其让全天下的读书人继续在里面死耗，不如干脆废了科举，改办新式大学堂，重新开辟一条新赛道。

只可惜，在那个时代大转型中，那些耗费了一生心血在八股文里死卷、缺乏任何现实生存技能的底层读书人，再也没有机会回头了。他们最终脱不下长衫，也做不了体力活，变成了鲁迅笔下那个穷困潦倒、在咸亨酒店里算计茴香豆四种写法的孔乙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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