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0日是第42个教师节。借着这个属于教育工作者的节日，我们今天来聊聊当下高等教育领域里一个越发引人关注的真实困境——越来越多的青年博士，正困在“毕业即失业”或是“入职即内卷”的围城里，活成了人们口中“放不下身段又脱不下长衫”的当代孔乙己。

不少人抱着先进入高校再说的想法，选择了“非升即走”的聘用制度，却又不得不从此陷入没完没了的项目申请、论文指标考核里，连教学的精力都要被各类科研任务挤占，忙忙碌碌好几年，最后若没能达标，还是要面临被迫离开的结局。他们一边顶着家庭的压力，一边顶着“高学历找不到工作”的舆论争议，进退两难。

在今天这个属于教育工作者的节日里，我们也希望从沉重中探讨出一些希望，中国教育，该松松绑了。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韩笑鹏】

这几天，大家估计都被武汉大学那份长达86页的举报PDF给刷屏了。

事情起因是两个小姑娘实名举报自己的亲生父亲与其当年的女学生。这位男主角可不是一般人，曾是武大的教授、人事部长，后来高升到安徽大学当了副校长；女主角则是他带出来的得意门生，不到三十岁就评上了武大的正教授、博导，顶着各种青年科学家的光环。

很多人吃瓜，主要盯着里面狗血的婚外情、动漫情侣头像、家庭撕扯。但说实话，这事儿真正让人后背发凉的，根本不是下三路的八卦，而是那86页材料里撕开的冰山一角：多篇顶级期刊论文的核心实验，涉嫌是实验室其他牛马学生干的；论文由导师一手代写包装，女当事人连进实验室都少，却稳稳挂上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连学生那点可怜的劳务费都被强制截留，甚至涉嫌套取国家上千万的科研经费。导师手里握着通天的权力，硬是能把一个年轻学生一路保送成顶尖学术新星，中途没有任何刹车机制能够拦得住。

其实只要稍微留心一下就会发现，最近几年，大学里这种匪夷所思的事儿简直扎堆冒出来。

前阵子，有个从北航退学的博士“耿同学”，掀起了一场学术打假风暴，连着扒出了好几篇发表在世界顶级期刊《自然》上的重磅论文，里面的涉案学者不少都是知名大学的院长、杰青。更搞笑的是，那些顶刊论文里的数据造假，粗糙到连基本的随机波动都懒得编，直接在图表里复制粘贴、改规律，连中学生看一眼都能看出猫腻。我所在城市某医科大学教授发表的“子宫内膜异位症”相关论文中大量实验样本居然是男人，更是让我对医生都产生了信任危机。

理工科在数据上“放卫星”，文科也没闲着。青年作家蒋方舟和著名作家贾平凹的女儿贾浅浅，前不久双双因为论文抄袭、学术不端，被高校正式撤销了硕士学位，贾浅浅的副教授职称也跟着打了水漂。贾浅浅发表的那些所谓学术论文，连大书法家“米芾”都能给写成“米蒂”。可就是这样漏洞百出的成果，当年居然顺顺当当地过了评审，评上了重点大学副教授，在高校文学圈盘踞多年。

很多人看完新闻第一反应就是叹气：现在的学者怎么一点师德都没有了？学术圈怎么成这样了？

但把问题全推给人品，其实是把复杂问题给想简单了。大学里从来不缺聪明人，当年考上名校、读到博士的，哪个不是万里挑一的做题家？可为什么一群智商最高的人凑在一起，不仅没搞出多少震撼世界的重大创新，反而折腾出一地鸡毛？

这就不得不聊聊我们科研体制底层那套运转了几十年的核心逻辑了。

要看懂大学科研体系的病根，大家不妨读一读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周飞舟老师当年的一篇经典论文。周飞舟老师提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概念，叫“高度集权下的分权锦标赛”。

这句话听着学术，其实用老百姓的大白话翻译过来，就是一套“分包竞赛”的游戏规则。

什么叫高度集权？就是最核心的资源分配权被牢牢攥在上级手里。在高校体系里，哪所大学能进“双一流”，哪个学科能评A+，哪个实验室能挂上国家重点，几百上千万的重大科研经费给谁，长江学者、杰青这些含金量极高的人才帽子发给谁，全部由顶层拍板。

那什么又叫分权锦标赛呢？就是虽然最高权力在上头，但干活和竞争全部分包给下面，让大家在同一个跑道上百米冲刺。大学之间要争排名、争拨款、争生源、争仕途，就必须在全国高校锦标赛里往死里卷。

这个机制为我国高教大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的大学排名、论文数量等等有了质的飞跃，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但万事万物有利必有弊，这个机制容易出现两个问题：

第一个，叫“层层加码”。

顶层可能只是定了一个宏观的发展目标，但这个指标分包到大学校长手里，校长为了政绩，必须把任务翻倍压给各个学院的院长。院长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和学院的资源，又把指标再翻一倍，直接压到了最底层的青年教师和博士生头上。

这就是为什么国内大学普遍搞起了从国外生搬硬套过来的“非升即走”。早年间欧美搞终身教职，初衷其实是给学者一个免受饥寒交迫的保护伞，让人家从容坐冷板凳。但最近连哈佛大学的资深教授都在撰文反思：这套考核制度在西方本土早就异化成了“淘汰天才、保护平庸”的机器。因为六年预聘期要考核方方面面，但凡特立独行、专啃高难度硬骨头的天才，往往因为周期长、出文章慢、性格孤傲，极容易因为一两个短板被体制干掉；反倒是那些善于跟风主流、八面玲珑、各方面平庸但挑不出错的人，最容易顺顺当当拿到铁饭碗。

而到了我们这里，再加上锦标赛的动员机制，直接变成了超级加倍的大锅乱炖。某些学校按十倍甚至几十倍的比例招博士后和青年科研人员进蓄水池，给每个人套上一个紧箍咒：三年必须拿下国家基金，六年必须发满几篇顶级期刊论文，完不成直接卷铺盖走人。

第二个，叫“学术放卫星”与“合谋捂盖子”。

这就回到了周飞舟老师的论述：在锦标赛体制下，大家都盯着用单一指标论英雄。当年是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今天的大学是以论文为纲、以课题为纲。

可问题是，真正的重大科学突破、原创理论创新，历来遵循科学自身的规律，需要漫长的积淀，甚至需要容忍九十九次的失败。老一辈学者更是提出过“双冷主义”——做足冷板凳，吃够冷猪肉（指甘受冷落几十年写出对后世真正有影响的传世之作）。但锦标赛的考核讲的是“传世太久，只问三年”，三年交卷，交不出成果，你就失业。这种情势下，我们的论文数量暴增，但也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真正高质量的成果比例不高，社科方面，甚至网民造出的概念和话题，如工业党、小粉红、入关学、内卷，其现实解释力和影响力都远超那些“科研成果”。

这时候，对所有人来说最划算的“理性选择”是什么？就是搞学术大跃进，甚至干脆“放卫星”，至于教育学生，就得靠边站了。我的一位学长曾经语重心长地跟我说“一切与评职称无关的都是浪费时间。”但是，过于关注职称，那就很难称职了。

理工科搞科研，那就拼命找西方热门赛道，用现成的模型和仪器，带着一群博士生日夜倒班灌水；实在做不出来，把数据调一调、修修图、搞点手脚，把“亩产万斤”的顶刊论文给憋出来。

更荒唐的是，这种锦标赛式的考核与单一教条的标准，早就已不单单是在985的象牙塔里折腾了。现在的局面是：上至985名校，下到地方高职，甚至连中小学、幼儿园老师，全都被赶上了“卷科研、写论文、申项目”这一条独木桥。

试想，一个在幼儿园一线带班的幼师，每天最大的职责本来是把孩子们照顾好，教文明习惯，带做游戏，给哭闹的孩子擦鼻涕喂饭，结果到了评定中级、高级职称的时候，非得硬着头皮写什么“学前教育理论创新”的学术论文，去申报什么“省市级教育科研课题”。一个在高等职业技术学院里教数控机床、教汽车发动机维修的实操师傅，哪怕车铣刨磨的手艺再出神入化，哪怕带出来的技校徒弟还没毕业就被各大制造大厂抢购一空，在学校考核里也是个抬不起头的“落后分子”——因为你科研不行，没发过核心期刊，没拿到过纵向课题，职称直接一票否决。

从研究相对论的高校教授，到大专教焊工机修的师傅，再到教育照顾孩子的幼教，所有人的职业尊严和生存前途，全被强行绑在“发论文、抢项目、算工分”这一把机械死板的尺子上。这种评价标准的极端单一，造成了千军万马挤独木桥。

可这根独木桥到底有多窄？如果说顶尖学者还能靠着帽子和人脉在圈子里生存，那真正被逼到绝境的，是金字塔底层数以百万计的普通高校教师和博士生。

这就催生了当代中国大学最魔幻的两道风景线：一道叫“花钱买论文”，另一道叫“贷款搞横向”。

在人文社科领域，无论是高校普通老师评职称、非升即走续聘，还是博士生想拿到学位毕业，头上都悬着一把绝对的尚方宝剑——必须在中文核心期刊、尤其是南京大学评定的CSSCI期刊（俗称“C刊”）上发表论文。

但现实是什么？全国现在有几十万社科老师和博士嗷嗷待哺，而全国正规的C刊总共才区区几百本，每本期刊一年能刊登的篇幅极其有限。而这些极其稀缺的版面资源，有一部分早就被学术圈内部的人情网络瓜分得七七八八。学者要想在上面发文章，要么看作者本人的名头和帽子，要么看是不是某个学术泰斗的关门弟子，要么就是期刊之间相互勾兑互相挂名。我博士期间曾经找一位教授推荐论文发表，那位教授说，我只能确保让编辑看一眼你的文章，如果不花钱找中介或者找资深学者推荐，很多时候青年博士的论文连被看一眼的可能性都很小。

可考核期是不等人的，发不出来，博士就延毕甚至被退学，青年教师就得卷铺盖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