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宏观层面，也就是国际层面，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更加明显了——世界在迅速两极化。自古至今，所有的战争几乎都发生在两个阵营之间。正如“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概念的提出者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研究团队所统计的，16世纪以来，在守成国家和新兴大国之间一共发生了16次权力转移，其中12次发生了战争，即使是没有发生战争的4次，也是以不同的所谓和平的方式进行的，即要不是自己体面地“退出”就是被“和平”地打败。更为重要的是，大多数战争都是在两个集团之间进行的。

2.被两极化的世界：西方话语下的中国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那么今天的世界似乎正在迅速滑向战争。世界正在被快速地两极化，并且表现在各个主要层面，包括经贸、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这里要强调的是“被”两极化，因为如今的两极化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产生的人为结果，而非以自下而上的方式自动生成的。

经贸的两极化

首先是经贸的两极化。全球化意味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如果说全球化是一个资本主导、政府支持的过程，那么经贸的两极化则是一个政府主导、资本服从的过程。人们往往把全球化所导致的各国经贸高度互相依赖视为是阻止甚至避免战争的有效方法。

不过，经验地看，全球化或许能够延迟国家间的冲突，但没有能力阻止和避免战争的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便是最好的案例。一战之前，欧洲各国之间的经贸互相依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以至于人们普遍地认为，即使国家间存在冲突的利益，但很难想象有哪一个笨蛋会用战争的方式来解决冲突。

但是，冲突的确发生了，并且演变成世界大战，不仅是一次，而且是两次。更应当指出的是，无论是一战还是二战，都是发生在属于同一个文明、文化圈，拥有几乎差不多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欧洲国家之间。

美国所谓“去风险”徒增全球风险新华网

当特朗普刚刚发动中美“贸易战”的时候，很少有人会预料到世界经贸会快速下行到今天的局面。特朗普的高关税政策很快演变成拜登的全面两极化政策。拜登的政策包括如下几个：

第一，通过经贸政策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卡脖子”，阻止中国的技术进步。

第二，“脱钩”。“脱钩”尽管源自特朗普，但拜登政府把它大大深化和升级了。尽管美国也随着欧洲把“脱钩”改为“脱险”，但对美国来说，这个变化毫无意义，因为“脱险”只是“软脱钩”，并且在实践中，拜登的做法并不“软”。

第三，重组贸易组织。美国几乎抛弃了现存的世界贸易体系，另组以其为中心的贸易体系。无论是“芯片同盟”还是“印太经济框架”都是这个性质的排他性的贸易集团。

第四，不惜一切手段地打压中国的贸易伙伴，迫使中国的贸易伙伴在美国和中国之间进行“二选一”。例如，美国已经采取了各种政策对墨西哥和越南等中国的贸易伙伴施压。

与此同时，中国也在被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集团化”。在美国搞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同时，中国正在以自己的方式推动经济全球化。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依赖的是各种包容性的多边主义，并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最显著地表现在“一带一路”倡议上。中国把“一带一路”视为是自己提供给所有国家的国际公共品，因为这是一个包容性的多边组织，谁都可以加入。但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一直在搞认知战，试图塑造“一带一路”是中国以自己为中心的经贸“集团”，是要把加入“一带一路”的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

图为中国援非盟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总部大楼（一期）新华社

尽管经贸两极化并不符合资本的利益，并且中国也不会陷入美国的“认知战”陷阱，但几乎所有的经验现象表明“一个世界、两个市场”的局面已经成型。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市场已经制度化，而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市场则“被”形成。

长此以往，对处于中美之间、并不想作“二选一”的国家和经济体会构成越来越大的压力。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的对华经济认知战也应当是这个努力的一部分。最近几年，他们抛出了各种唱衰中国经济的论调和话语，包括“中国经济顶峰论”“中国资产泡沫论”“中国不可投资之地”等等。经济认知战的目的无非就是影响资本在作“二选一”的决策的时候，选择“安全”的美国和西方，而不是“不安全”的中国。

意识形态的两极化

其次是意识形态的两极化。应当强调的是，即使在超级全球化时代，东西方的意识形态对立其实也一直存在。只不过是当时巨量的经济利益掩盖了意识形态分歧，而西方一些政治人物也误以为全球化会促成所有参与全球化的国家演变成为类似西方那样的国家。对美国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当时美国的判断是，一旦中国融入了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贸易体系，那么美国也能够把中国纳入其所控制的全球体系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