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跨国金融资本来说，全球化尽管带来最激烈的竞争，但只要美元的印币权还牢牢地掌握在美联储手中、只要美元仍然是世界惟一的结算货币，全球化就不会构成对美国金融资本——更确切地应该说是“不会构成对跨国金融资本”——的威胁。

尽管这一威胁因人民币的国际化、以人民币为结算货币的上海石油期货市场的建立，特别是今天人民币开始在某种程度上取代美元而成为新的国际贸易结算货币，都越来越逼近华尔街，但人民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目前依然受到美元的巨大掣肘：中国货币发行量从某种意义上间接受美元的影响，甚至是控制。当然，在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宣布用卢布来结算所有的石油天然气燃料交易，也对美元霸权提出了挑战，但也仅仅是局部的挑战而已。

因此， 跨国金融资本希望继续推进全球化，而产业资本则开始了“逆全球化”的努力。两者之间的冲突，从特朗普时代开始凸显出来。于是，美国与“美国”开始分道扬镳。

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普京总统断言，今天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非常类似，一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风险正在走近，其中当然包括西方内部的这两大力量板块。我们千万不能忘记，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在西方国家内部率先打起来的。

拒绝新殖民主义：中国正在成为跨国金融资本的敌人？

到了最近十来年，中国不仅在经济上强劲崛起，挑战西方产业资本；而且在金融领域，中国坚持维护本国的金融独立，将货币发行权一直牢牢地掌握在本国手中，一而再、再而三地阻击、击垮了跨国金融资本对中国的渗透。更令全球化进程设计者所没有想到的是，中国不但没有掉进“民选体制”的陷阱，而且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民主道路，吸引了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关注甚至模仿。

由此，跨国金融资本也开始露出反华的狰狞面目。其代表性人物索罗斯于2019年9月9日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明确表示，“作为开放社会基金会的创始人，我对打败当下中国的兴趣，超过了对美国的国家利益的关心”[ 索罗斯于2019年在达沃斯经济论坛上的一次演讲甚至直接将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竞争称之为“世界未来前途之争”。]。

跨国金融资本的代表人物索罗斯

这绝对发人深省。

中国全面加入全球化，使跨国金融资本看到在中国赢利的巨大历史机遇。但更重要的是在世界历史上几乎所有实施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最终都会走向“民选体制”；而一个国家只要引进西式选举机制——除了少数例外，如俄罗斯——跨国金融资本都能通过一手资助政客、一手控制媒体，来控制这个国家的选举走向和结果，选出跨国金融资本利益的代理者成为国家领导人，进而成为这个国家的幕后主导者和真正统治者。

跨国金融资本认定，中国既然开始了自由市场经济改革，就一定会最终走向“民选体制”，中国就将成为跨国金融资本的囊中之物。而中国迈上这条道路之日，便将是世界“历史之终结”，跨国金融资本就将成为世界的主人，阿塔利所描述的“世界政府”将呼之欲出。

然而跨国金融资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中国坚持走自己的独特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且取得了显著的成功。特别是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规划，进一步向“世界政府”提出了直接挑战！到底是由资本来建立统治全球的世界政府、还是由中国主导建立全世界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挑战具有历史性的震撼，因此中国便由此而成为跨国金融资本的头号敌人。

中国共产党成功召开二十大以后，跨国金融资本即“美国”以中国为敌的态势更为明确了。因为“和平演变”已成明日黄花；只有推翻中国现政权和体制，才能实现其一统天下的远大目标。对于“美国”来说，中国只能是“敌人”，而不是“竞争对手”。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究竟是美国即西方产业资本、还是“美国”即跨国金融资本才是中国真正的、主要的敌人。

产业资本更多的是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只有在涉及霸权之争时，中国才会成为“敌人”。视中国为“竞争者”是因为工业竞争、视中国为“敌人”则是源于对霸权之争——这里的“敌人”，与其他所有有可能成为美国霸权竞争者的性质是一样的。所以特朗普在2018年7月15日“双普会—普京与特朗普会晤”之前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专题节目“Face the Nation”专访时，公开声称“欧盟是一个敌人”。他说：

“我想我们有很多敌人，我认为欧盟是一个敌人，看他们在贸易上对我们所做的事。现在你不会想到欧盟，但他们是一个敌人。”特朗普在说这段话时，用的是英文单词“foe”，而不是“enemy”；两者在这个层面上的含义应该是相同的。如果特朗普用的是“对手”（adversary）那就完全是另外的含义了。用“foe”这个词，说明在特朗普心目中，欧盟还真是一个敌人。

而在谈到中国时，特朗普说：

“俄罗斯在某些方面是敌人。中国在经济领域是敌人，他们当然是敌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坏的。这并不意味什么。这仅仅意味着他们具有竞争力而已。”

这是美国产业资本对中国和欧盟的看法。

到了拜登时代，不仅“中国是美国霸权的敌人”这一点大致继承下来了，而且中国再度成为意识形态的敌人。我们只要看到索罗斯竭尽全力支持拜登竞选总统就可以看到，跨国金融资本今天对中国的立场是何等的清晰。于是，在中国问题上，跨国金融资本与西方产业资本找到了“共同语言”——“美国”和美国树立起同一个敌人！

只是，我们应该滤清两者在中国问题上的“共同语言”具有不同的潜台词：产业资本视中国为竞争对手，目标是维持美国的领先地位、霸权主义；而推翻中国政治体制则是次要目标；而跨国金融资本则不惜对中国发动一场“新冷战”、甚至热战，以求彻底推翻和消灭中国政治体制，消灭他们一统天下、建立世界政府未来前景中最主要的障碍。

美国与“美国”的决斗：2024年会不会是一个转折点？

在国际关系领域，我们应该承认，我们对很多发生在西方国家内部的事务并不是十分了解；有时我们甚至对很多重大历史事件都一无所知。其中就包括产业资本力量板块与跨国金融资本力量板块之间的斗争、较量。

众所周知，法国是上世纪60年代第一个要求美国兑现美元换黄金的承诺的国家。当时法国总统戴高乐意识到美国正在滥印美元，而一旦美元印数超过美国的黄金储备，将不可避免地引发美元危机。结果，戴高乐便下令向美国派出军舰，将法国在外贸中赚取的“绿纸”换回真正有着永恒价值的黄金。

也正是因为如此，几年后，在1968年5月，一股神秘的力量策动了法国本土上的一场声势浩大的、打着“学生运动”旗号的“颜色革命”，这可能是历史上第一场真正的“颜色革命”。其结果是戴高乐下台；法国和欧洲其他想用美元换回黄金的做法戛然中止。从此不要说拿美元换黄金，甚至想都不敢再想。

法国“五月风暴”运动

这就是两大力量板块之间的第一场决斗。当时美国已经是跨国金融资本的大本营，而戴高乐则是捍卫法国民族产业资本的最坚定的欧洲政治家。68年五月风暴恰恰是我们不太了解的一个例子。

法国“人民共和联盟”党（UPR）总统候选人费朗索瓦·阿塞利诺（François Asselineau）经过长期调查发现，欧洲国家建立欧盟、创立欧元，都是在当时以“美国”为代表的跨国金融资本的秘密策动下实现的。当时“美国”的目的是将欧洲纳入金融跨国资本的囊中，进而更全面地控制欧洲。直至今天，我们对此也依然一无所知。

从二战后的历史看，其实法国以及欧洲早就与美国处于“战争状态”之中，这是一个只限于部分国际上层人物才了解的“秘密的”事实。只是，处于欧洲对立面的美国，在特朗普当选之前，是支持全球化的、跨国金融资本控制的“美国”；而在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则又蜕变为反全球化的产业资本控制的美国。美国同样是美国，只是控制美国的力量发生了变化。特朗普治下的是美国，而其他总统如拜登治下的则是“美国”：跨国金融资本的“殖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