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必须再三强调的是，到目前为止，西方“民选体制”国家遵循的全球化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选举产生的政权必然是为资本服务的；更确切地说，是为跨国垄断金融资本服务的，是为“美国”服务的。

也就是说，这样的体制统治下，政权甚至置本国利益、本国民众于不顾，而专门为“美国”服务。中国则明确提出对内是为人民服务，对外则提倡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即为所有人的共同美好未来服务。这一点正在为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众所认识、理解和接受。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我们自然能够知晓其潜台词。

至此，今天的人类社会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抉择：走西方“历史终结”式的发展道路，还是走中国倡导的多样化发展道路。人类正面临一个十字路口。

四大力量板块：最不起眼的也许是最根本的冲突

十字路口面前的人类社会正在形成四大主要力量板块和三大冲突。

除了致力于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之外，另外两大力量板块实际上存在于西方内部：它们是欧美“发达国家”内部的民族产业资本力量板块和跨国金融垄断资本力量板块。正是这四大力量板块，构成了三大冲突：中美之间、伊斯兰与犹太—基督教之间、以及西方民族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垄断资本之间。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后两大力量板块实质上是美国与“美国”之争。前者由民族产业资本选出来的特朗普和支持他的“红脖蓝领”阶级所代表，而后者则由华尔街所支持的为跨国垄断金融资本服务的希拉里—拜登所代表（当然还包括了跨国金融资本所控制的欧盟国家中的大部分）。

为什么俄罗斯不会形成一大力量板块？俄乌军事冲突不正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之序幕吗？俄罗斯目前主要力量在于核军力和普京总统的个人魅力。普京总统正是将核武器这张王牌用到了极致，以至于当今世界任何人都不敢轻视俄罗斯。但问题在于，核战争毕竟威慑力大于实际使用，而1952年出生的普京自2000年出任俄罗斯总统以来（除了2008至12年名义上担任总理外），迄今已经领导俄罗斯长达22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后普京时代”总有一天会到来。届时会发生什么事，我们难以逆料。他的继任者有没有普京的理解和操控国际格局之天赋，我们均不得而知。我们惟一可以肯定的是，除了核武器，俄罗斯还真是难以构成一大力量板块。当然，这一点我们还要看俄乌冲突的结果而议。

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俄乌军事冲突和美国国内对这场战争的反应和看法，我们可以看出，对于这场战争，“美国”支持乌克兰而美国则持相对中立态度。这是非常说明问题的。

未来世界格局将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略研判意味着未来国际矛盾将是多样化的，具有非常复杂的多重性；但其中又必然地会有主要的矛盾和次要矛盾乃至更次要矛盾的区别。我们必须认识这种区别，才能抓住主要矛盾。而我们往往忽略的，恰恰是西方内部的这两力量板块之间的矛盾。问题在于，最不起眼的冲突，很有可能恰好是最根本的冲突……

那么为什么我们认为西方内部民族产业资本和跨国金融资本构成了世界另外两大力量板块，而且他们之间正在产生巨大的矛盾和冲突呢？这正是全球化带来的一个结果。

“全球化”这个词的法语“mondialisation”最早出现在1904年法国纸质媒体《费加罗报》上。从历史上看，全球化实质上是工业化的一个副产品。在工业化之前，虽然也有东西方商品和人员的流通，但那只是一种远距离的贸易而已。我们所谓的全球化是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进而导致殖民主义而开始的。工业化革命进一步使全球化成为利润非常丰厚的事业。这是“全球化1.0版”的大航海时代。很快，率先工业化的英国和欧洲大陆很快就成为全球化1.0版的大赢家。此时出现了以“日不落帝国”大英帝国和英镑为特征的“全球化2.0版”。

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的利益在全球化过程中一直处于完美无缺的结合状态。战争使美国彻底超越英国而成为世界最主要的经济体，而世界金融中心也从伦敦城转向华尔街。就在一战前夕，金融资本经过多年的钻营和努力，终于在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储备法》（Federal Reserve Act），并根据该法成立了联邦储备银行，即美联储，从而使金融资本从服务于产业资本的地位朝着控制和主导产业资本的方面演变。

到上个世纪20年代，一直处于控制与反控制斗争中的美国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这两大力量终于爆发激烈冲突。美国产业资本掀起一股强烈的反金融资本浪潮，其代表人物正是产业资本的重头悍将、福特汽车集团公司的创始人亨利•福特。与此同时，国际上特别是在欧洲，也出现了德国纳粹和希特勒。美国随后选出罗斯福担任总统，主导并通过了一系列法案，从实质上限制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的挑战。

20世纪20年代的福特汽车生产线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两大资本之间的冲突因为纳粹的出现而出现了转机。“战争”是使美国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形成共同利益链的一个重要手段。二战结果我们都非常清楚，美国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双双从战争中大发横财，成为二战最大的赢家。

二战结束后，美国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联手构建了一个新的“全球化3.0版”：以美国军事实力为后盾、美国制造业为基础、金融投资和美元霸权为手段，以联合国、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为工具，建立起美国和“美国”共同主导的新一轮全球化，并在这一轮全球化中，赚得盆满钵满。直到有一天，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

正是在全球化发展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开始登上国际舞台。在改革开放的最初二十年里，中国参与其中的“全球化”给美国产业资本和跨国金融资本带来的还是巨额利润，但“危机”的种子已经播下。

随着中国从一个世界工厂、廉价劳动力的提供者，逐渐成长为西方的一个竞争对手的过程中，形势开始发生变化。美国和西方民族产业资本首先遭遇中国的挑战，面临企业向外迁移、移民大量入境、企业大量破产倒闭、失业率剧增、中产阶级和底层劳动阶层购买力疲软、生活水平下降、宗教矛盾趋于激化、社会出现动荡等一系列危机。

于是，反全球化的声音渐渐响起。因为全球化到了这个阶段，开始损害产业资本和产业资本所雇佣的劳动力阶层的利益。马克思所没有预见到的一幕出现了：美国制造业企业主和中层管理和技术人员阶层，以及底层劳动人民在反对外来进口商品竞争、反对企业转移到外国、反对外来移民劳动力进入本国等领域，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联合阵线。产业资本家与劳动阶层形成了统一战线。他们的共同口号是：“反对全球化！”

至此，美国及西方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在全球化问题上开始出现矛盾。且随着产业资本面临来自中国越来越明显的挑战，反对还是支持全球化，已经成为西方内部民族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即美国与“美国”——之间的日益尖锐的冲突、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