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小宇这样的一线教培老师，能听到很多家长的声音。不少家长说，希望你们不要倒，因为你们倒了，我们不知道孩子去哪里补习。

“我很能理解他们的担忧，”小宇老师说，“双减”无法一下子缓解家长的焦虑，现在课外教育培训的市场需求仍然非常普遍且强烈。

那些从教培机构离开但没“转行”的老师们现在都很忙，不少家长在找一对一家教，或者三五个学生一起请老师上团课。

“可能每个老师那里都有排队等他的家长，”小宇老师说，据他了解，现在的行情应该不低。但是和机构大班上课相比，那些真正能够让老师上门的，或者能够跟老师谈妥这笔买卖的家长毕竟是少数，你的资金要很雄厚，情商也要很高。

从这个角度来讲，小宇觉得，家长的负担其实是在增加的。“如果你没有足够的钱，就不能补，蛮残酷的。”

教育是个系统性问题，如果在未来三五年的过渡期，学科类培训的部分失业人员转入“地下”，那么“双减”的实际减负效果可能不够理想。这种情况，对于政府监管来说，也存在难度，非常考验监管的能力、技术和水平。

那么，上门家教违规或者违法吗？

对此，京衡律师上海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胡增瑞律师告诉观察者网，“双减”是减轻学生作业、培训负担和家长经济、精力负担的国家政策规定，教育部也制定出台了相关的配套文件。其中重要的一环是将所有的学科类培训机构登记为非营利性，坚持校外培训公益属性。

虽然目前“双减”政策还没上升到法律层面，但是如果培训机构组织“一对一”、“高端家教”、“众筹私教”、“住家教师”等培训，或者作为平台提供“一对一”辅导信息，仍属于违规行为。

而对于从培训机构离职的老师或者在校大学生勤工俭学提供的“一对一”上门家教服务，因为其属于个体行为，并不是培训机构组织行为，虽不符合国家双减政策精神，但也并不是违法违规行为。

躺平的越来越佛，想卷的更加鸡血

“从目前情况来看，大家都不补其实是不太可能的，”小宇老师分析道，有些家长有条件，他们可以花更高的价格给孩子补；其次，中高考制度一如既往，还是用分数选拔孩子；另外，我们社会文化还没有做好准备，有些家长没办法接受自己小孩接受职业教育。

比如说，很多家长可能是通过自己的奋斗从小地方来到大城市，如果他们的孩子不能上普通高中，只能上职业高中，这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所以他们拼了命也会给孩子补课。

昂立教育的周老师说，“双减”之后，有的家长越来越佛系了，但那些不佛的很鸡血。“我听说，有个妈妈为了孩子辞掉了工作，白天孩子上学，她就在家里听小孩的网课，晚上回来给他辅导。”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当前教改政策尚不完整，我国若要从根本上解决考试社会的内卷，必须尽快对教育制度进行系统改革，普及高中，推行十年制义务教育。

他认为，只有一半孩子可以上普通高中是过早分流，违背了我国产业升级的路径。初中文化水平难以满足智能制造业对高级蓝领的要求，应该让所有孩子读完普高之后再选择走职教路线还是大学路线。

某学校冲刺中考标语

剧场效应可以很好地解释教育内卷现象：当前排观众站起来，后排观众为了看到舞台，也必须跟着站起来。这样一排接着一排，最后大家都站着看戏。

在“双减”前，教培机构通过超前教育、贩卖焦虑等手段确实在教育内卷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您来，我们培养您孩子；您不来，我们培养您孩子的竞争对手”，这样的广告语让多少家长既感到“威胁”，又无能为力。

“双减”之后，一些人将“鸡娃”原因直接归结于教培机构，甚至是机构老师。

对此，小宇老师认为：“教育内卷是个社会性、系统性、全局性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和方法是有待推出的，教培机构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我觉得，社会上的一些极端声音对教培老师来讲是不公平的，教培老师的声音值得被听见。每一个老师都有名有姓，他们和很多人一样也有生存困境，退出教培行业之后，他们依然在这个社会存活。”

针对教培老师群体，落井下石，真的大可不必。

“双减”政策让学校重回教育主阵地，让教育回归本质，教培机构在退出、转型之时，也需要国家和社会的助力，一系列问题正亟待我们思考和解决：

一、数百万教培老师面临转行压力，机构要过冬求活，他们的就业问题如何解决？

二、“双减”让双职工家庭家长陪伴教育孩子的负担加重，如何解决工作和陪伴教育孩子之间的矛盾？

三、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边界在哪里，未来应如何监管以避免教培机构“挂羊头卖狗肉”的现象？

四、课外教培市场的需求仍十分强烈，短期内家长的焦虑情绪如何纾解？

五、中考分流导致一半的孩子上不了普通高中，进一步加深了教育的焦虑和内卷，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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