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和欧元区内部的发展出现了高度的不平衡，然而欧盟毕竟是个较为松散的联盟，共同财政机制孱弱，尤其缺乏转移支付能力，只能坐视阶层差距和地区差距不断拉大。二〇一五年以来，大批移民以“难民”的名义进入欧洲，这就给那些已经产生了“相对剥夺感”的阶层和国家带来了更大的不安情绪；而当欧盟精英层坚持边境开放，不断释放欢迎难民的信号时，这些不安情绪就逐渐变成了愤怒。

英国实际上是从欧盟的一体化中获得较多经济利益的国家，然而其内部发展的不平衡，导致那些具有“相对剥夺感”的民众将自己的痛苦归咎于移民和欧盟，而全民公投则为这样的情绪提供了一个政治出口，最后导致英国脱离欧盟。

值得补充的是，克拉斯特耶夫在书里描写的欧洲产业工人缺乏阶级意识的现象，既非任何新鲜的发现，也根本算不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加州“排华”最为激烈的其实是当地的工会；在当时的英国殖民地南非，也是来自英、美、澳等地的白人工人阶级移民排斥华工最为激烈。

这恰恰证明了列宁在《怎么办？》里对于阶级意识的思考的深刻洞见：由于工人平时在意识上处于统治阶级的影响之下，让工人“自发”表达他们的诉求，显示出来的可能恰恰是统治阶级在他们身上打下的烙印。因而列宁呼吁通过先锋政党，更为积极主动地塑造工人的阶级自觉。

意大利共产党人葛兰西在其《狱中笔记》中通过“领导权”（hegemony）这一概念的阐发，进一步发展了列宁的问题意识。欧洲大量走议会道路的左翼政党的纲领本来就距离工团主义不远，塑造工人的“国际主义”阶级自觉，从一开始就不在他们的议程之中。当工人被右翼势力带跑之后，这些政党要么束手无策，要么就奉行“尾巴主义”，政策主张向右翼靠拢。

安东尼奥·葛兰西（资料图）

从目前来看，在英国“脱欧”之后，欧盟暂时避开了解体的危险。然而从长远来看，欧盟的产业结构不乏隐患。

欧盟地区的互联网产业发展落后于中美两国，全球十大互联网公司中没有任何一家是欧洲公司，而一些欧盟国家准备针对数据寡头开征“数据税”，虽然首先是针对那些已经统治欧洲民众生活的美国数据寡头，但实际上又会进一步抑制本土互联网产业的发展；欧盟一度对自己的新能源技术很自信，将“全球气候变暖”作为核心议程之一，号召全球各国减少碳排放，借此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减少经济竞争者。

但从现在来看，欧盟在新能源技术方面也很难说获得了稳固的领先地位，尤其在汽车行业进入电动车时代之后，欧盟在汽车生产方面的优势正在不断失落。如果欧盟国家的传统支柱产业继续衰落，而在产业链的中高端又缺乏新的增长点，在国际市场激烈竞争的背景之下，欧盟的经济前景并不令人乐观。这种经济状况能够引发什么样的政治后果或许无法笼统而论。

欧盟国家也许会进一步意识到，单打独斗没有前途，只有“抱团取暖 ”才能建构相对完整的供应链，共同承担全球市场波动的风险；但也不排除出现“共享福不能共患难”的情况，欧盟中的欠发达国家觉得停留在欧盟之内的经济机会有限，而比较富裕的国家认为自己给其他国家提供了太多补贴，欧盟内部的区域矛盾进一步激化，再次出现分裂乃至解体的危险。

在欧洲居于全球主导地位的时候，它是分裂的而不是统一的，而且其主流意识还深为列国并立的状态而自豪，认为在这种状态下，没有一种原则、组织或势力能够主导欧洲，从而孕育了充满多样性和丰富性的欧洲文明。然而，列国并立的局面也不断孕育战争。源于欧洲的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了欧洲列强的相互削弱，也导致欧洲失去自身在全球的主导地位。

在美苏冷战的背景下，欧洲的精英们开始通过欧洲一体化来重建欧洲的自主性。然而欧洲的历史传统中缺乏统一的经验，现实中又充满了利益的分歧；民族国家的公民身份和代议制民主历史悠久，欧盟这个超国家的组织很容易被视为一架缺乏民主正当性的官僚机器。因此，欧盟的一体化呈现出一种“危机驱动 ”的特征——各国政客在欧盟的国家间谈判中经常采取“看谁先眨眼 ”的“边缘策略”，赌别人先让步，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做出妥协。

我们可以反复看到，局势坏到一定程度，恰恰可能是欧盟内部达成妥协的前兆，而这难免给受众以“散装”的观感。在欧盟未来的道路上，哈布斯堡帝国的影子，也许始终会与其相伴随。

欧盟代表的政治试验尚未终结。在经历了欧债危机、难民危机等多重挫折之后，欧盟已从世纪之初意气风发、“敢为天下师”的状态，进入对外部世界充满疑惧的状态。然而在当下，讨论“欧洲之后”恐怕仍然为时过早。凝视欧盟的过去和当下，我们可以从她的悲观与忧郁中读出一种深入骨髓的无奈，但其中也混杂着深深的不甘。欧盟秩序自我更新的动力，也许就蕴藏在这种复杂的情绪之中。

（本文原载《读书》2021年12期新刊，观察者网经作者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