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冲击欧盟一体化进程的“叶公”，就是欧盟内部出现的一系列民粹主义政党。他们打着“人民”的旗号，指责具有全球主义意识的精英阶层（其中包含了布鲁塞尔的当权者）和具有部落意识的移民合谋造成当下的乱局。他们提出的诉求是终结精英对民众的“背叛”，让民众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 —这相当于“让多数人取得彻底胜利”。

在作者看来，这是建立在分权基础之上的自由民主不可能真正给出的选项，表明欧洲的宽容精神正在消失。同时，克拉斯特耶夫认为欧洲的左翼政治力量也正在丧失国际团结意识，工人选民更多地把选票投给了排外的右翼政党，而传统的左翼政党为了选票，也奉行“尾巴主义 ”，对群众放弃引领，专注于迎合。在英国公投造成“脱欧”的背景下，作者担忧公投这种民主形式可能会让民粹主义力量进一步上升，造成欧盟从内部土崩瓦解。

论证欧盟类似于神圣罗马帝国，其实未必都是一种嘲讽。比如说，波兰裔英国学者扬•杰隆卡（Jan Zielonka）集波兰与英国对于欧盟深度一体化的疑惧于一身，认为欧盟没有必要寻求建立“新威斯特伐利亚式的超级国家”，它完全可以像哈布斯堡帝国一样，保持内部多层次、多中心的治理结构，可以通过不断的对外扩张，实现自身的安全，并维持欧盟的内部团结。杰隆卡把这种政治形态称为“新中世纪式帝国 ”（Neo-medieval empire）。但克拉斯特耶夫说欧盟“也许是哈布斯堡 ”，意味着它 “散装”程度过高，时刻处于分崩离析的边缘。

那么，怎样拯救欧盟免于哈布斯堡帝国的灭亡命运呢？克拉斯特耶夫主张，欧盟应当和内部疑欧的民粹主义势力进行一定妥协，必要时采取后者主张的一些政策，以增加自身存活下来的概率。

他正是在这一语境之中讲述本文开头的西班牙政变寓言的，意在警告欧盟各国政治家：要认清形势已经到了非常危急的时刻，政治家坚持的种种陈义甚高的理想，未必能让欧盟活下来；但欧盟恰恰需要先活下来，才能够承载那些比生存更为高尚的理想。

然而，欧盟真的走到生死边缘了吗？几年过去了，欧盟的难民政策确实收紧了。二〇二一年北约军队撤出阿富汗，大批阿富汗人涌向欧洲，欧盟各国此时就不再有二〇一五年那样接收难民的积极性。

英国《卫报》的评论文章：接收更多的阿富汗难民是我们的道义责任

不过，总体而言，欧盟的政客们在这几年里依旧吵吵闹闹，很多妥协只是源于权力和利益的博弈，而非对于欧盟危局的清晰认知，更没有表现出三位西班牙政治家在一九八一年政变中的那种政治德性。但欧盟仍然没有解体，甚至看起来比难民危机之前更为巩固。我们可以看到，进入“脱欧”轨道的英国国际影响力下降，而且在脱欧谈判过程中，一再被羞辱，这就起到了“杀鸡儆猴 ”的作用，导致欧盟内 “脱欧”的声浪反而下降了。

在二〇一九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在跨国联合上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同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已经放弃了推动欧盟解体的选项。美国特朗普政府对英国“脱欧”拍手称快，并支持欧盟内部“疑欧”民粹主义势力，激发了欧盟政治家的深刻危机感，法国总统马克龙大讲“主权欧洲”，并得到了众多欧盟政治家的响应。

在二〇二〇年的新冠疫情危机中，欧盟初期的应对可谓混乱不堪，但很快开始“亡羊补牢”，甚至还在欧盟的共同财政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实质推进。对照这些最新的时势发展来看，本书作者的观点还能够成立吗？

克拉斯特耶夫在为中文版特别撰写的《后记》中对之前的分析做出了反省，承认这本书具有悲观和阴郁的情绪。他认为自己正确地预测二〇一五年的难民危机将深刻地改变欧洲政治，但错误地预测全民公投可能会导致欧盟终结。

作者在《后记》结尾指出，欧盟“已从一个希望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世界的传教士，转变为一个专注于保护其政治方案的特殊性质的修道院”。但更重要的修正是：“悲观主义和宿命论将是欧洲认同的关键方面。这本身就是一个不要把欧洲人的悲观情绪看得太重的理由。”这实际上是将自己一度表现出来的悲观情绪，解释为欧盟一体化进程中周期性的现象。

然而，克拉斯特耶夫只是抛出了新的修正观点，并没有做深入的论证。而这一修正的观点与他的原初的判断，实际上都停留在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层面，还不足以帮助我们理解欧洲政治的“深层地壳运动”。要深入理解欧盟一体化的曲折性以及相应的悲观情绪，我们或许需要一种具有全球视野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进路。

《欧洲的黄昏》书影

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法国精英就提出“后工业社会 ”模式，在产业领域推行“垂直分工”，将制造业外移，仅仅在国内保留高附加值环节。后冷战时期美国单极霸权下的“全球化”，则在欧盟范围内进一步推动了“垂直分工”模式的普遍化，欧盟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大量转移到东亚和东南亚，而在欧盟内部，统一货币和统一市场大大增强了德国的产业竞争力，德国不断吸纳周边国家的经济资源。

最后，一系列前社会主义国家经历的混乱的“转型”，往往伴随着一些吸纳大量就业人口的产业的衰败。以上种种因素带来的结果是，无论是在西欧还是中东欧，都出现诸多制造业中心的衰落和产业工人数量的不断下降，这进一步产生两个政治结果：其一是原本以产业工人为基础的一系列传统左翼政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流失；其二是因产业移出而衰落的地区出现人口流失，大量缺乏发展机会的青年不断从家乡前往欧盟的全球化核心获益区寻找机会，当地民众中出现了某种“相对剥夺感 ”。如果没有某种利益补偿机制，这种“相对剥夺感 ”只会不断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