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从“历史民族”的观念出发，尤其着眼于中国语言文字的传播所体现的交往实践，章氏认为，“二郡一司”（朝鲜、越南、缅甸）对于中国的意义更大于“三荒服”（蒙、藏、回），中国本更应致力于将“二郡一司”重新纳入中国版图，至于“三荒服”，本可“任其去来”[23]，只是由于地缘政治的缘由，恢复“二郡一司”的难度远大于保有“三荒服”，故此，中国可暂先持有“三荒服”，再图进取：“若三荒服而一切同化于吾，则民族主义所行益广。自兹以后，二郡一司反乎可覆，则先汉之疆域始完，而中华民国于是真为成立。”[24]

章太炎

考虑到章太炎对于 “二郡一司”的执念，他在《中华民国解》中设想的中华民国版图，实际上远大于康有为、杨度等人的期待。而在这个更大的疆域之内，章太炎所设想的民族关系，也比杨度等人更加灵活。针对杨度等人提出的蒙回藏人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者，必以通中国语为唯一条件的主张，章太炎不以为然，他的替代方案是“令三荒服，各置议士，其与选者，惟涉彼部之事则言之”。[25] 章太炎的方案如果实现，那么我们将面对的是一个内部族群构成更为多元的中国，必然需要某种联合体乃至集合体的概念，这将对概念建构产生何种影响，不无探讨价值。

从章太炎探讨的“二郡一司”问题，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延伸到“中华民族”论述与南洋华人华侨的关系。如果说立宪派的思路总体上是以中国既定版图为基础，推进“以国立族”，革命派的思考经常延伸到既有版图之外，重视海外华人华侨，尤其是南洋华人华侨——他们保留着传统的宗族组织，在列强殖民地掌握了相当大的经济财富，具有可观的政治动员力，甚至不乏摆脱列强统治，在未来建立某种政治实体的可能性。而在与革命派的宣传竞争中，像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立宪派也不得不推进自己的民族论述对于海外华人华侨的回应性。 一个如果将南洋包含的政治潜能考虑进来，这样的中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在当下，这一问题无疑具有进一步挖掘的空间。

而长期追随孙中山的胡汉民，其民族主义思想在辛亥革命之前的演变，也并不仅仅是从“排满”“仇满”的立场上不断后退。早在1905年所作的《排外与国际法》一文中，胡汉民就当时清廷所下的一则防止“排外”的谕旨做出评论。清政府丧权辱国，将中国权益出卖给外国人，而且压抑中国人对于国家权益的主张。而所谓“排外”，即由此而起。“吾国人者，内不得援于政府，又欲亟争之于外，此所以允无当也。”这就引向胡汉民的结论，“欲达吾人主张权利之目的，则莫如扑满革命。” [26] 胡汉民通过对国际法的探讨，建立起一个民族国家独立平等的参照系，以此将清廷作为中国争取国际权益的障碍，将“排满”论证为有效抵抗帝国主义的基础。胡汉民呈现的这一逻辑，并非其个人独有。熟悉章太炎的研究者知道，章氏之所以从早年的赞同君主立宪转向革命，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了八国联军侵华的刺激，认定清廷已经成为反帝的障碍。这是许多革命派共享的判断。考虑到“反帝”这个更为重要的大前提，许多革命派人士在中华民族范围问题上展示的灵活性，也就比较好理解了。

笔者的另一个兴趣点在于《重塑中华》对“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两个概念之间关系的探讨。《重塑中华》在第343-346探讨抗战时期中共的民族观时，强调抗战期间中共用“中华民族”来指称全体中国人。在第344页论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与独立”之论断，作者评论说：“从毛泽东的上述文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大民族共同体整体的意思，同时也可以看出，该词与带有从古至今历史文化延续性内涵的“中国人民”一词基本上是近似语。”而在第345页，作者强调了张闻天“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连用的表述方法，强调的也是“中华民族”概念指向“全体中国人”的涵义。“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关系，在此并非作者处理的重点，但在笔者看来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从概念史的方法来说，“中华民族”这一核心概念的“语义域”影响着这一概念意义的界定，而“中国人民”在“语义域”中占据重要地位，而且其重要性自抗战以来不断增加。《重塑中华》已经展现了某些历史片段，但存在展开进一步论述的余地。

在帝制之下，“人民”最为广泛的传统用法，泛指一地一处的居民，并不刻意强调其内部同质性，接近于英文people词政治色彩较淡的用法。[27] 这种用法延续到了民国，如1920年《致中》杂志发表过一篇《中国人民非五族》，大致是在这种非政治的意义上使用“人民”二字[28]，“人民”指的是居住在中国土地上的民众。帝制之下，“人民”也被用来指代作为被统治者的“臣民”，政治色彩略有加深。但近代出现了政治色彩更深的“人民”用法，其顶点就是卢梭式的“人民主权”观念——在此，人民的“公意”被视为政治正当性的源泉，人民仿佛是一个始终保持着的广场集会，不断认可或者否决那些自称是其代表的政治人物的行动。在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列国宪法之后向清廷递交的奏折中，“人民”的这几种用法都存在，达寿更在其奏折中直接提到了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29]

卢梭

辛亥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普及了“人民主权”的理念，但同样流行起来的还有“国民”一词。1912年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临时约法》、1923年北洋直系势力主导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即曹锟贿选宪法）以及1931年蒋介石主导制定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均规定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而在我们今天看来属于公民权利义务的章节，《临时约法》中的标题是“人民”，《中华民国宪法》中的标题为“国民”，《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中的标题是“人民之权利义务”，并不统一。在此章节之下，三部宪法之中凡涉及个体性的权利与义务的，其主体均称“人民”，只是《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在涉及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之权时，称其主体为“国民”。这样看来，似乎“国民”对应people, “人民”对应citizen。然而《临时约法》又有“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的表述，可见“国民”、“人民”意义重叠之严重。政论家也经常混用二者，如戴季陶1913年所作《民国政治论》大讲“人民主权”与“人民公意”，但也经常在相似意义上使用“国民”一词。[30]

中国共产党人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也是“人民”“国民”并用，这在其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上就有相当体现。但在国共合作失败之后，中共文献中“国民”的使用就大大减少，当然，这并不等于“人民”的使用就变得更为频繁。1931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只有“人民委员会”的设置中有“人民”的表述，其他各处并没有出现“人民”或“国民”。这一时期中共使用“工农”“民众”“群众”更多，苏区的政府称“工农兵苏维埃”，而非“人民政府”。在这一语境下，“人民”意味着比“工农”外延更为宽泛的群体单位。长征过程中，张国焘在四川成立“四川人民政府”，就是刻意强调不执行苏维埃的土地革命政策，以求吸纳更多的社会群体。

在抗战压力增大的背景下，中共在频繁地使用“中华民族”“全民族”等概念同时，也比以往更多使用“中国人民”“全国人民”等词。考虑到前一阶段中共主要使用“工农”或“无产阶级”来指代自己的社会基础，频繁使用“中国人民”一词，本身就意味着对阶级对抗性的淡化处理。《重塑中华》在这方面展示了历史的一个片段：中共领导人，特别是张闻天，一度在比较接近的意义上使用“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两个词。不过，在张闻天那里，“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接近程度究竟有多高，还是可以有辨析的余地。张闻天在30年代末还在与“少数上层统治者”相对的意义上使用“人民大众”[31]，同时还运用“工人阶级与最大多数人民”[32] 的表述。与此对照，张闻天所说的“中国人民”是否遵循着帝制之下政治色彩较淡的传统用法，也都可以从语用学出发进行讨论。

毛泽东与张闻天

同时，领导人之间还存在着个体差异。与张闻天相比，毛泽东对于“人民”和“中国人民”的使用具有更强的政治性自觉。1935年，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说：“大土豪、大劣绅、大军阀、大官僚、大买办们…….这一卖国贼营垒是中国人民的死敌。”[33] 在国内敌我区分的语境之下，这里的“中国人民”呈现出革命阶级之联合的意味。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原题“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进一步阐明了“人民”作为各革命阶级之联合的意涵，并且对“国民”的常规用法做出批评：“资产阶级总是隐瞒这种阶级地位，而用‘国民’的名词达到其一阶级专政的实际。这种隐瞒，对于革命的人民，毫无利益，应该为之清楚地指明。“国民”这个名词是可用的，但是国民不包括反革命分子，不包括汉奸。”[34]

因此，在毛泽东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的文本语境中，“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并非一回事。几乎可以说，一个具有中国国籍的人天生属于“中华民族”，但是否属于“中国人民”，则要看其阶级出身与在革命斗争中的表现。在毛泽东的“中国人民”用法成为党内标准用法之后，中共对“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组合使用，颇能体现出对于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平衡处理方式。抗战胜利之后，国内革命继续推进，“中国人民”的范围也就不断发生变化。比如在1949年《共同纲领》中，民族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还是“人民”的一部分，但到了1954年宪法中，这两种成分就已经消失。通过阶级分析视角界定的“人民”也完全可以越出国界。天安门城楼上“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标语可以提示我们中国革命朝向“世界大同”的国际主义面相。

阐明“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语义分野，有助于今人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从《共同纲领》、五四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到八二宪法及其四个修正案，中国的宪法性文件都会特别强调“中国人民”这个政治主体，但均没有出现“中华民族”概念，只是到了2018年，“中华民族”表述才经由宪法修正案，成为中国宪法文本的一部分。概念的轻重之变，背后是不同政治形态的此起彼伏。《重塑中华》通过追溯“中华民族”的观念史描绘出与之相关的政治形态，而这也让我们期待能有同样份量的“中国人民”概念史的问世。

四 余论

《重塑中华》覆盖的时段截止于1949年，但其问题意识绝非仅限于近代。事实上，任何优秀的历史作品，都不仅是关于过去的，而是用过去观照未来，“通古今之变”。既然中华民族认同的塑造仍然“在路上”，“一”与“多”之间的张力也将长期存在，《重塑中华》对近代“中华民族”观念塑造历程的叙述，也将作为一种思想的力量，参与到这个塑造的过程中去。[35]未来的实践者将能从这部作品中看到“中华民族”观念内部包含的复杂性，从而从“自觉”走向更大的“自觉”，捍卫和继续巩固既有的共识，避免无谓的争论和消耗。

而对于学界同仁而言，《重塑中华》极为可贵之处在于，它不仅贡献了新的历史叙事，而且通过历史叙事，勾勒出了一张巨大的多层次的对话网络，在历史行动者相互之间，在作者与历史行动者之间，在作者与当代研究者之间，各个层面都充满了富有启发的对话。这些对话对各个学科开放，无论一个研究者是来自文学、哲学、人类学还是政治学、法学，只要他/她关心“中国”与“中华民族”的认同的近代演变，都将能够从《重塑中华》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对话点，并以《重塑中华》整理的既有研究文献为基础，展开新的研究。尽管本书出版不到一年，我们可以大胆预测，这部著作的辐射力将远远超出史学学科，成为常读常新的当代名著；而其局部未竟之处，也可以激励研究者继续努力，贡献出更为全面和精细的历史图景。（翻页请看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