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讲的故事以近代欧洲为中心，但也涉及到东亚朝贡体系的崩溃，时间的跨度是从15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帝国理由”的讨论，主要涉及到这样一些问题：海洋究竟是开放的，还是可以由某些国家独占？欧洲之外的土地，究竟哪些可以被界定为“无主地”？对于已经“有主”的土地，可以以何种方式占取？发动战争的正当理由是什么？非欧洲族群的文明程度，有何法律意义与实践意义？等等。我们会讲到一系列理论家：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维托利亚(Vitoria)、格劳秀斯(Grotius)、贞提利(Gentili)、霍布斯(Hobbes)、洛克(Locke)、康德（Kant）、汉密尔顿(Hamilton)与麦迪逊(Madison)、福泽谕吉，等等。我的讲法是将思想放到历史的语境中，考虑不同的思想家与他们所关心的帝国实践之间的关系。先举几个例子作示范：

第一，我将维托利亚（Vitoria）的思想与西班牙帝国紧密关联在一起。15世纪西班牙的形成，本身就以天主教力量对于伊比利亚半岛的重新征服为基础。对美洲的征服，在很多方面是天主教对伊比利亚半岛征服的延续，承载了天主教的普世秩序想象。所以我们看到，在西班牙帝国的理论家之中，教士们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维托里亚及其萨拉曼卡学派就是其中的重要力量，他们的思想与中世纪思想保持着许多连续性。维多利亚追问：西班牙人是依据什么权利去占领美洲大陆的大片土地的呢？是因为那些土地尚属无主土地，还是因为教皇把那些土地划分给了西班牙？抑或，西班牙人有义务让异教徒皈依基督教，必要的话甚至不惜诉诸武力？他对西班牙帝国的态度非常复杂，不是简单的赞成，也不是简单的反对。他批判西班牙人不认真传播基督教信仰，反而作恶多端；但他并没有建议西班牙人放弃美洲的帝国，甚至为征服提供了新的理由。

第二，我将格劳秀斯(Grotius)的思想与荷兰帝国的建构紧密关联在一起。荷兰帝国是一个贸易帝国，它的关注点在于控制流通领域，控制关键的贸易通道，而为了控制贸易通道，又需要动用战争的手段。格劳秀斯很好地回应了荷兰帝国的实践需要。他将“海洋自由”的理论论述系统化，从而服务于荷兰帝国与葡萄牙的海上争霸；他提出一整套系统的战争法观念，在许多方面突破了中世纪的“正义战争”理论，有助于荷兰人在海上和陆地上开拓新的空间。值得注意的是，格劳秀斯是一个非常“与时俱进”的理论家，当荷兰帝国的实践发生改变的时候，他会适时调整自己的理论立场。

第三，我将贞提利(Gentili)、霍布斯(Hobbes)与洛克(Locke)的思想与大英帝国的建构关联在一起。大英帝国与荷兰帝国的一个很大的差异就在于，它已经从对于流通领域的关注转向对于生产领域的关注，英国人致力于通过改进技术、降低成本来获得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而这就使得空余的土地对于英国人来说，具有特别的重要性。贞提利支持“先发制人”的战争，支持以违背自然为由向印第安人发动战争，鼓吹“憎恨空地的自然法则”。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学说可以服务于对北美土地的占取，霍布斯同样认为印第安人浪费了他们的土地，而欧洲人可以正当地压缩印第安人的居住范围，夺取他们发现的一切。洛克则提出了“劳动价值”理论，发明了一套最为系统和彻底的夺取印第安人土地的理由。而英国较早时候在爱尔兰的殖民实践，可以说是其跨大西洋殖民的预演。  

洛克发明的这套理论对于最为关注生产领域的英国人最有用。西班牙人热衷于在新大陆夺取金银矿， 荷兰人热衷于掌握贸易要道，而法国人在北美热衷于毛皮贸易，从而与印第安人形成了某种合作关系，他们甚至试图将殖民地作为行省来治理，教印第安人说法语，甚至鼓励通婚。但无论如何，当其他帝国试图夺取印第安人的土地时，他们最终会诉诸于类似的理论。

如果欧洲人遭遇到的不是“无主地”，那么就需要其他的占取理由，比如签订不平等条约，获得土地的割让。近代以来，欧洲人的条约实践，与“文明”的观念紧密关联在一起。在相互承认为具有同等文明程度的列强之间，签订的是平等条约；在欧洲列强与中国、土耳其、日本这样的被视为“半文明国家”之间，签订的主要是不平等条约，而且列强通常会以相关国家法律“不文明”为由，寻求建立领事裁判权。而为了摆脱“领事裁判权”，许多非西方国家都经历过在西方监督之下自我改革，以求成功通过“论文答辩”的经历。但大概只有日本“答辩”成功，但不久之后，日本即因为其模仿其西方老师的所作所为，受到“与时俱进”改变游戏规则的西方老师的审判。

图片来源：必应

东亚原来有自己传统的区域秩序，这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秩序，其中包含了若干次级朝贡网络。但西方列强的侵入对朝贡体系构成了巨大的冲击。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欧洲的国际法与文明等级论在日本获得了很大的影响力，日本甚至主动地运用这些资源，来拆解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我们将讨论福泽谕吉对于文明等级论的阐述与运用。而实践的例子，我们将集中讨论琉球的近代命运。琉球历史上长期与中国、日本保持双重朝贡关系，但日本以欧洲国际法为理由，否定双重朝贡关系，强迫琉球放弃向中国的朝贡，最终全面吞并琉球——但实际上，欧洲的国际法实践从来不是日本所说的那么简单，特别是在19世纪的欧洲巴尔干半岛，双重效忠其实并不罕见。我们需要更为整全的西学图景，才能够揭示本地区生产的许多“西洋”形象的片面性。

19世纪，欧洲诸帝国对于世界的支配达到顶峰，但是在欧洲之外，美国与日本崛起，对欧洲中心的国际体系造成冲击。一战之中，欧洲列强相互厮杀，最终相互削弱，极大地削弱了欧洲的支配地位。然而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并没有建立一个真正有效的国际秩序，于是，我们就可以回到开头所说的国联的种种失败。为什么西方列强重建秩序的努力失败了？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究竟包含哪些要素？

从15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差不多是五百年的时间。今天，有许多西方学者在感叹他们遭遇到了“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中国为代表的一系列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对于既有的单极霸权已经构成极大的冲击。但是单极霸权并没有消亡。因此，我们对“帝国理由”的思考，可以延伸到当代——比如说，当特朗普认为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应当享有种种其他国家享受不到的特权的时候，他所主张的理由是什么？当我们设想新的、更为多极化的国际秩序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和历史上的殖民帝国的继承者反复磨合。就此而言，研究上一个五百年，是我们“想象下一个五百年”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

（本文原载“法意读书”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