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过去我们是嵌入到别人的国际工序分工体系，我经常在想，中国有没有可能构造自己的加工贸易产业链？比如说像台积电这样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高端加工工序和环节的生产能力。

2023年，我国研发投入强度为2.64%，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超过3.3万亿元。有没有可能拿出其中的5%，也就是1650亿全球发包，把全球的高科技企业嵌入到中国加工贸易的增值链条中，做出新的贡献，这里面还包括全球的科学家、工程师、科技创新能力。

另外，国家也希望加工贸易这种方式能够转移到中西部。我认为，中西部的物流条件不如沿海，意味着它的运输和物流的成本更高。如果要转移到中西部，就要求中西部加工贸易的环节和工序，能够升值到中高端，也就是增值能力更强，承担成本的能力更强。

在我看来，中国的加工贸易应该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这是各个地方都应该考虑和破解的一大难题。

2023年7月19日，南京国际半导体博览会台积电展区，300mm晶圆展品吸引观众。

观察者网：您觉得我们的加工贸易要用多长的时间来完成迭代或升级？

张燕生：上一轮加工贸易的黄金期是1978年至2008年，江苏持续至2014年，广东持续至2016年，东莞持续至2020年，可以看到，全国用了30年来完成上一轮加工贸易的迭代，而江苏、广东、东莞等地用了35年至40年来完成。

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包括制造、服务、数字、绿色等，用新的贸易方式来发展新的外贸结构。虽然这种相互依存的外贸方式未来的金额和比重不会像过去那么大，但我相信，它会伴随着我国未来30年外贸高质量发展，并且仍将是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观察者网：我非常关注的还有我们的贸易伙伴。和去年一样，2023年，我国的前三大贸易伙伴还是东盟、欧盟和美国。另外，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拉美、非洲的进出口增长势头都比较好，分别是2.8%、6.8%、7.1%。

要成为贸易强国，贸易伙伴的认可和同行是必须的，但是去年我国对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进出口呈现全面下降。您觉得问题出在哪？

张燕生：外贸强国，一定是由一个多元化的结构支撑的。比如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包括三个经济合作圈：第一个经济合作圈是东盟，也是我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二个经济合作圈是中日韩，我觉得中日韩会决定东亚生产网络，决定东亚生产方式的未来；第三个经济合作圈是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国家对我们的初级产品的安全保障来说是重要的贸易伙伴。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也好，RCEP的合作也好，对于外贸来说是从低成本到高增值的转型，把低成本的市场让给“一带一路”的合作伙伴。我们不应搞赢者通吃，要有饭大家吃，有事共商共建共享，建立一个新型的贸易伙伴关系。

除此之外，和发达国家（如美欧）的合作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我坚信，“有好顾客才有好企业，有好市场才有高质量发展”。毫无疑问，美国和欧洲是“好顾客”，也是“好市场”，要怎么做好美国和欧洲的工作？

第一是促进人员往来。

门要开得越大越好，怎么便利怎么来，航班越密越好，让他们用眼睛看中国，消除误读误解，这是最重要的。

第二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我到欧洲、日本、韩国、美国跟当地朋友们交流，谈及“脱钩断链”、“去风险”、经济安全保障、建立战略互信等，他们都会说一句话：“一切取决于中国经济的前景”。中国经济好，谁都离不开你，一个14亿人的大市场，且2035年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谁会离开你？即使有少数极端分子希望“脱钩”，时间会告诉他们，他们是离不开中国的。

第三是要稳住美国和欧洲市场，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满足需求。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和欧洲第一步是转向回岸制造，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很多中国企业的对策是走出去，走进美国和欧洲的回岸制造，到美国、欧洲建厂。美国和欧洲第二步推动近岸制造，中国企业就开始走到北美比较近岸的地方——墨西哥，亚洲比较近岸的地方——越南和印度，欧洲比较近岸的地方——中东欧。美国总统拜登上任后，积极推动友岸制造，中国企业就走进西方的盟国体系。

这里最需要讨论的问题是，怎么才能走出去？怎么才能走进去？怎么才能融进去？怎么才能本地化？我们走出去的企业有国企，有民企，也有第三方合作。

我在日本调研的时候，日本朋友就会说，中国企业总是敢去日本企业不敢去的地方，比如非洲。他们说，有没有可能日本和中国企业一块走进非洲？我在法国调研的时候，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先生说，中国和法国企业能不能一块儿进入非洲？

其实不难看出，大家都有开展合作的意愿。因此我们的想法是，各个部门如何配合，共同支持中国和欧洲，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对话交流、商贸合作。

我认为，这是一场拔河，是少数极端分子和广大愿意合作的企业、民众之间拔河，我们在媒体、外交等方面都要做工作，让支持合作的一方越做越强大，孤立“脱钩”的那一方，让他们越来越孤立。

中企在乌干达投资手机组装厂有序运营，中国工人手把手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