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个方面，中国把握绿色革命、新能源革命和数字革命机遇而形成了一些新增长点。如新能源领域形成了“新三样”出口，数字技术领域出现了跨境电商出口。在这些领域，中国在世界上保持领先，发展非常快。

2024年，预计美国和欧洲将联手对中国的电动车、锂电池发起双反（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而且由于中国跨境电商在全球的迅猛发展，一些美国议员也对此提出了一些非常不友好的法案。可以看到，中国外贸转型过程中遇到许多新问题。

当前，RCEP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其中有三个经济合作圈，即中国和东盟、中日韩，以及中国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三个经济合作圈对中国下一步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东盟已经成为我们供应链的延伸扩展地区，中日韩将决定东亚生产方式转型的方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我国初级产品安全的重要保障地。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已经推出了印太经济框架（IPEF），除去缅甸、老挝、柬埔寨，东亚其他主要经济体都被纳入其中。

RCEP和IPEF的区别就在于， RCEP是自由贸易协定，过渡期结束后，零关税的比例将达到90%，中国和日本零关税的比例将达到86%，而且服务贸易6年以后都将实现负面清单。

但美国主导的IPEF，不搞自由贸易，形成了美国规则主导的四根支柱，分别是在数字贸易、劳工和环境等领域制订所谓公平、高标准和有约束力的规则；提高芯片、大容量电池、医疗产品、关键矿物等重要产业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性；推动高标准基础设施建设、脱碳和绿色技术发展；以及税收和反腐败。

美国为了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不断地改变规则。原来美国在全球推动自由贸易，但现在美国认为，自由贸易让中国占便宜，美国吃亏。所以美国现在不搞自由贸易，而是搞IPEF，制定美国规则、美国标准，要让中国周边的国家跟着美国走。

当前，国际政策环境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有关国际产业政策的研究成果表明，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10年，全球产业政策只有34项，而2021年这一数字上升到了1594项。全球产业政策出台最多的国家，分别是德国、日本、巴西、美国、加拿大等，中国排到第十一位。从中可以看到，到底是谁在用保护政策、产业政策和国家干预等手段？

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该怎么办？

在研究讨论以后，我和我的同事们得出来的一个基本结论，即产业政策是否有效，取决于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环境和基础，取决于对安全、绿色、科技、能源、社会等领域的纠偏还是扭曲，取决于战略性竞争目标；如果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做得不好，政策效应泛化，就可能会加剧市场行为的扭曲。

因此，在全球安全泛化、产业政策泛化、保护主义泛化的国际环境中，中国更要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完善法治。应对之策归根到底还是一句话，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观察者网：关于刚刚提到的纠偏和扭曲，您可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吗？

张燕生：当前美国的产业政策、保护政策和国家干预大幅度上升，它使得美国制造业投资不断上升，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投资也明显地增加。

美国从2008年开始推行再工业化战略。采取了产业政策、保护政策和国家干预，包括通过地缘政治封锁和打压竞争对手，致使很多企业，包括中国企业前往美国投资，美国提供了10年的补贴。中国一家工程机械公司的董事长和另一家光伏公司的高管都曾跟我说，他们要去美国投资，因为美国给了相当好的补贴。

美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工业空心化。通过保护主义、产业政策、国家干预和地缘政治手段多管齐下，美国制造业在回归，制造业投资在上升，固定设备投资在上升。

在过去的3-5年中美之间技术能力竞争、产业能力竞争和经营能力的竞争中，美国已出现了制造业回归的迹象，在中美独角兽企业、AI企业的比较中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在发展上明显占优。

现在我们的问题是，一旦“新三样”发展得好，各地方就会通过补贴一哄而起，引进发展“新三样”。有条件的上，没条件的也上，信贷资金大量涌入“新三样”，最后可能会导致“新三样”产能过剩，价格竞争。

新三样的突飞猛进得益于产业政策，但此时中国应注意，避免这些行业过度内卷，搞价格战，最后导致产能过剩

企业需要有经济剩余，需要有利润来支撑创新。但过度竞争导致价格大幅下降以后，会导致真正的创新型企业很难得到足够的回报去支撑后续创新。

在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美国打压“新三样”的形势下，中国应该坚持什么样的竞争政策、产业政策和国家支持，才能够支持我们实现从低成本到高增值的转变？

所以，我们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完善法治建设，尽快把高标准市场体系，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基础工作夯实。

新贸易模式，会否掏空中国制造？

观察者网：前面您提到，现在形成了一种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延伸扩展到海外的模式，就是我们把中间产品卖到墨西哥和越南等地，在这些地方制造成品，然后再卖到欧美，这可能也是近年来，我国海外绿地投资大幅增加的原因之一吧。您觉得这会不会威胁到我们中国制造业大国的地位？

张燕生：事情本质上取决于我们自己。海外绿地投资是没错的，一种是被动“走出去”，即在订单外迁、龙头企业外迁的压力下被迫把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生产基地外迁。另一种是主动“走出去”，走进美国的“回岸制造”、“近岸制造”、“友岸制造”体系。关键是政府怎么来管理和引导。

现在中国企业形成的从生产和出口最终产品到欧美，转化成出口中间产品到墨西哥或越南，然后再出口到欧美的新贸易模式，是一种离岸制造的方式，是一种全球化制造的方式。这始终是在中美博弈的状况下。

这种制造方式有四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是资源驱动，即把生产加工基地建立在资源地，形成新的生产和出口基地。

第二种模式是成本驱动，即把生产加工基地建立在低成本、物流便利的地区。

第三种是市场驱动，即把生产加工基地建立在市场区附近。

第四种是效率驱动。即把生产加工基地建立在人才存量、知识存量、技术存量充裕地区。

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和欧洲先后推动了“回岸制造”、“近岸制造”和“友岸制造”战略。欧美“回岸制造”即再工业化战略，“近岸制造”则是去墨西哥、越南、印度和中东欧设厂，“友岸制造”就是进入美国盟国体系建设制造业基地。中国企业的策略就是大力地推动走出去，进入西方新制造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