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商主义提出和金银货币短缺的现实提升了手持大量货币并具有娴熟货币经营能力的犹太人的社会地位。在这个过程中犹太人站在新兴的资产阶级一边，帮助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打败了天主教，消除了欧洲“则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⁹¹的政教二元冲突的历史难题。当然在这个历史性的资产阶级大借款的过程中，犹太货币商们也名利双收，赚得盆满钵满。

罗马天主教会在与欧洲世俗政权的权力斗争中败北并随后隐退，是欧洲资产阶级对历史进步的一大贡献，也无疑地为欧洲资产阶级伴随着民族国家登上历史舞台扫清了道路。⁹²

但是，当欧洲民族国家走到前台之后，那里的资产阶级与这些曾经支持过他们的犹太货币商们的矛盾也就随之上升，后者要在新国家中有自己的统治权力。

1805年，拿破仑政变成功——这当然少不了这些货币商的帮助，次年他便邀请法国知名犹太人召开会议，拿破仑借用古代犹太法庭的称呼将这次会议命名为“伟大的公会”⁹³，目的就是要确保这些曾在推翻旧政权的大革命中帮助过他的犹太商人对法国新政权的忠诚。⁹⁴

拿破仑在中东

俄国在打败拿破仑后随即“卸磨杀驴”，加入排犹行列——排犹在欧洲一直延续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其目的与拿破仑一样，就是遏止这些货币商的政治欲望。

这些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中作出巨大贡献的犹太货币商们的“从政”欲最先在英国遭到了清算。英国王权要将宗教置于国家的监督之下，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期间，英国完成了脱离罗马教廷的新教改革，确立了教廷必须服务于英王即国家的宗教属性。

但这遭到新教中失意的清教徒（实则是新兴的工商资产阶级）的反对，后者只承认《圣经》是信仰的唯一权威，强调所有信徒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

事实上，同一“上帝”在清教徒眼里与欧洲大陆的资产阶级的认识是有区别的，前者的“上帝”就是新兴的工商资本主义——正如犹太人的上帝就是手中的货币一样，后者则是欧洲王朝国家。

清教徒们不甘心在资本的起步阶段就受制于国家，相反，他们要让世俗王权为资本让位，国家要根据“上帝选民”⁹⁵的原则，以资本的多少来确定国家的统治者⁹⁶。一句话，资本面前无国家。马克思说：

钱是以色列人的妒忌之神，在他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钱蔑视人所崇拜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价值，是一种独立的东西。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的价值。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这个外在的本质却统治了人，人却向它膜拜。⁹⁷

马克思这段论述也道出了犹太教从而清教的本质，即在资本面前，包括国家在内的“一切神都要退位”⁹⁸。

也正因此，清教徒为英国王室所不容并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遭到英王室的驱逐，其中大多数人迁往北美。⁹⁹

这些人来到北美的同时也就确立了今天的美国的立国精神即“五月花号”¹⁰⁰原则，这个原则的核心是契约精神，历史上对契约精神贡献最大的是没有国家的犹太人，契约是平权的人之间的一种私法约定，它是社会团体组建和管理的基础，其间排除了纵向的国家权力及其管理体系。

由于没有国家，社团就成了犹太人所依赖的命运共同体。犹太人靠社团在世界各国生存，¹⁰¹也靠社团向世界扩张。¹⁰²

可以说，社团及其必须的契约精神是犹太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这也是犹太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得以“合乎理性”地长期存在的前提。身为犹太人的马克思汲取的犹太社团及其契约文明并将其改造为未来国家消亡后人类的组织形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¹⁰³

但是，与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本质不同的是，犹太人带给美国的契约社团是私有制度下没有祖国的人群的在其他国家生存和发展的联合方式。

在这里，人的横向契约打破了国家的垂直权力，取而代之的是确立了资本的垂直权力。这样，人对物（资本）的管理就假以“自由”“民主”的名义，变成了物对人的管理，人的尺度异化为物的尺度。

为了防止在未来的新国家中重演在欧洲刚刚经历过的“卸磨杀驴”¹⁰⁴的恶梦，刚登陆美国的清教先驱及后来美国的开国领袖们心目中的新国家必须是由遵守契约的商人绝对控制并为资本服务的工具，这样的共识形成了“五月花号公约”的本质。

“五月花号公约”精神使从犹太教分离出来的基督教在美国以清教的名义再次向犹太教“还原”¹⁰⁵。这使得建国以后的美国人在清教精神中不自觉地成了犹太化了的美国人；这时的犹太人也脱离了他们在欧洲大陆的社团闭合的特性，也转变为美国化了的犹太人。马克思概括得很深刻，他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写道：

基督教起源于犹太教，又还原为犹太教。基督徒起初是理论化的犹太人，因此，犹太人是实际的基督徒，而实际的基督徒又成了犹太人。¹⁰⁶

来自欧洲大陆的清教徒到北美大陆后，皈依于资本和商人的契约精神使犹太裔与非犹裔族群的价值分野——与欧洲相比——变得模糊多了。

美国社会精英阶层对犹太人也不像欧洲那样排斥，而是广泛接纳。他们在“民主”“自由”（本质是资本不受节制和自由放任）的旗帜下统一了起来。

在这种文化中“反犹主义在美国主流社会中逐渐变成一种在政治和道德上都是不正确的行为而难以获得支持”。¹⁰⁷历史上犹太人第一次可以不受任何制度性排斥，靠自己的奋斗可以挤入国家权力中枢和社会上层。

据统计，美国的犹太人占全国人口2%，但美国资产排名前400名的人中，23%是犹太人。美国资产排名前40名的人中，40%是犹太人。世界亿万富翁排名前400名的人中，15%为犹太人。¹⁰⁸

不仅如此，犹太人在美国的政治生活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以下简称美联储）更是犹太人云集。包括历任美联储主席在内的美联储理事会最高委员会的成员几乎都是犹太人（直到2018年杰罗姆·鲍威尔(Jerome Powell)上任才打破了这个规律），比例接近100%，而犹太人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大约是2%。

而在12名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也多是犹太人。这些犹太人中，曾任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F. Geithner）后来成为奥巴马政府第一任财政部长的盖特纳，曾任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珍妮特·耶伦（Janet L. Yellen）女士则在2014年～2018年任的美联储主席。¹⁰⁹

耶伦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犹太人已经融入主流社会，成为对美国政治有着重要影响力因而不能忽视的群体。“从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等方面来看，美国犹太人都已经爬到美国各社会群体的顶端。”¹¹⁰

2006年3月，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网站上发表约翰·米尔斯海黙（John J.Mear-sheimer）和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Walt）的研究报告，认为在美国已经形成了一个以美国犹太人为核心的“以色列游说集团”，这个集团“在美国中东政策制定中拥有无与伦比的力量，操控着美国的政治体系，它们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任何关于美国对以政策的公开辩论都难以在国会发生；只要涉及以色列，任何潜在的批评者也会沉默寡言。”¹¹¹

约翰·米尔斯海黙等将犹太民族整体地划入“精英阶层”也是不对的。马克思说的“一切神都要退位”，当然也要包括犹太人中的那些不利于资本增值或者说被资本淘汰的人群。犹太人来到美国后很快出现贫富两级分化，与犹太族群相对立的是阶级的划分。清教徒的绝对资本主义实践使犹太人很快分化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少数犹太美国人进入美国统治者阶层，大多数犹太美国人却被抛入被压迫的无产阶级行列。

完整的“被压迫民族”意义上的“犹太人”在美国已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进入压迫阶级的犹太人——它们已归入美国垄断资本家阶层，而落入被压迫阶级行列的犹太人则与贫困美国人划为一体。

调查显示，在近590万美国犹太人中，约有60万人生活在贫困之中，有人认为这还是相当保守的统计；1969年，美国人口普查局的调查也表明，犹太人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高于爱尔兰人、英格兰人、德国人、意大利人、俄国人和波兰人。¹¹²

美国犹太社区中的流浪汉

对犹太贫富分化问题有专门研究的美国学者杰拉尔德·克雷夫茨（Krefetz，Gerald）在1982年出版的《犹太人和钱——神话与现实》一书中写道：“衡量犹太人贫困的另一种方式是考察纽约市，这里有着世界上最多的犹太人口。纽约的犹太人构成全市人口的18%，占全国犹太人的21%。在120万个纽约犹太人中，15%或18.42万个犹太人是穷人或濒临贫困的人，而另有5%的人其收入处于贫困和劳动统计局规定的低收入水平之间：在这个城市中，总数为24.56万的犹太人，或者说五分之一的犹太人是潜在的福利救济对象。”¹¹³

克雷夫茨根据对美国犹太人的经济状况研究发现：“犹太人在美国社会中既是最富的群体，同时又差不多是最穷的群体。”¹¹⁴克雷夫茨的研究也告诉我们，将“犹太人”归入民族学中的“负面清单”显然是不合适的；同样将犹太民族整体性归入精英阶层也是不合适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