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欧洲这场发生在新教内部的冲突不能简单地用“旧的封建势力”或“新生的资本主义力量”来评价。欧洲大陆国家驱赶清教的政策是汲取欧洲近千年的政教二元冲突无谓消耗人物资源的教训，在打败天主教后他们再不能允许将来资本强大后出来再与国家冲突——这显然是合理的选择。

从清教徒方面看，他们代表新兴资产阶级，他们刚刚登上历史舞台，在他们蕴藏的巨大的生产力能量尚未释放之前，他们也是不能接受欧洲国家尤其是皇室国家的控制的——这也是合理的选择。

清教徒坚决反对世俗国家控制资本的信念与长期没有了祖国的犹太人一拍即合。双方的合作首先是理念的接近。清教徒在《新约》中找不到有利于自己的解释，便从犹太教经典《旧约》中寻找思想资源。比如清教徒主张的“上帝选民”的思想就是从犹太教中衍生而来⁷⁴，而这个打破等级制的思想却为刚刚从封建社会脱胎而来的欧洲资产阶级皇室，尤其是英国皇室所不容。

双方矛盾激化的结果就是英国皇室大规模驱赶清教徒以及被驱赶的清教徒与犹太教徒——为抵抗欧洲皇室——完成了历史性的大结盟，这种结盟是建立在理念融合之上的，因而可以说是天作之合。二者融合的结果就是美利坚精神和美利坚合众国在北美大陆的诞生。

“五月花号”到达美洲

关于此方面的研究，美国“当代保守主义运动的思想导师”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有较大的贡献。作者“上下纵横三千多年，将美国秩序的根基牢牢锚定在《旧约》中的先知时代⁷⁵。”柯克在1974年出版的《美国秩序的根基》一书中单列《旧约与新美国》一节，他写道：

正如希伯来人所了解的，有种超越时间的道德秩序。西奈山秩序通过其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形式依然在给美国注入活力。

在殖民地时代的美国，任何接受过基础教育的人都熟知一本书：《圣经》。旧约和新约同样重要，因为美国殖民地在建立时恰逢对希伯来文化的学术研究重新火热起来，而且早期美国基督教信仰的加尔文主义特征强调以色列的遗产。

马吉安派（Marcionism）⁷⁶是基督徒试图从犹太人教义中排除出去的异端，在早期的美国没有追随者。在美国革命前，只有少数犹太人在殖民地定居，而且直到19世纪最后儿十年人数才增多。不过，以色列的遗产在美国的影响力大于在欧洲的影响力。

新英格兰的清教徒们不仅以十诫和《利未记》与《申命记》来建构他们共同体的秩序，而且一直将他们自己比作以色列和犹大的百姓。清教徒们认为自己在上帝的指引下正再次经历希伯来人的磨难和成就。

尼尔・里摩尔( Neal Riemer)评论道，“因为旧约的核心主题便是从奴役和压迫中得自由”，以色列和犹大的遗产滋养了美国的自由。

不过，虽然如此，如果不诉诸于律法和先知，美国的政治理论和体制以及美国的道德秩序便不可能获得很好的理解、维系或更新。“我们信仰上帝”这一美国信念重新确认了与诺亚、亚伯拉罕、摩西以及预言中最后日子里的以色列之子们所立的圣约。地上的耶路撒冷从来都不是座雄伟的城市：今天，生活在纽约市的犹太人远远多于在所罗门最光辉灿烂的日子里生活于巴勒斯坦所有地区的居民。不过，比起清教徒们创建的波士顿、荷兰人创建的纽约或因杰斐逊主义者和汉密尔顿主义者在政治上的妥协而诞生的华盛顿，永恒的耶路撒冷这座灵性之城对美国秩序的影响更大。当地上之城灰飞烟灭时，信心和盼望却会永存：这实际上是以色列在上帝主权之下的经历的主要教训。⁷⁷

犹太人对金钱的归属感是由于没有祖国。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工人没有祖国”⁷⁸，是由于资本尤其是高利贷资本没有祖国。⁷⁹“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⁸⁰。

确切地说，比较高利贷资本而言，工业资本对祖国还是有些归属感的，因为工业资本不能自己生产和消费自己，它需要通过社会消费它生产的商品才能增值。而生产商品就需要工业矿产和劳动力，这些都是以国家和民族的存在为前提的。在工业资本（马克思有时称“产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之间，只有高利贷资本对祖国的依存感最低。

美国独立战争时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1736～1799年）那篇《不自由，勿宁死》⁸¹的著名讲演之所以当时那么鼓舞人心，就是他道出了来到北美的“上帝选民”视资本高于国家的心声——而这正是与他们原来的祖国英国的价值观相对立的地方，当时的英国已接受黎塞留（Armand Richelieu）⁸²式的国家至上的理念，将宗教乃至资本都归属于国家利益。

《不自由，毋宁死》演讲

与中国经历了两百多年战国时代折磨后人民选择了秦王嬴政的道理一样，欧洲选择黎塞留的国家至上的理念——与之相应的是黑格尔的国家哲学——是在欧洲经历数百年并最终解决了政教二元冲突后血写的经验。

当年其信念与犹太教义非常接近的清教徒（这部分人心中的“上帝的选民”则是工业资本）与犹太教徒（这部分人心中的“上帝的选民”则是金融乃至高利贷资本）天然结盟后来到北美大陆，他们在倒掉英国国教这盆“洗澡水”时，因用力过猛却把洗澡盆里的“孩子”（指国家观念-——笔者注）也倒了出去，以至于当美国在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联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欧洲霸权后，便在20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执政时期出现分裂，石油美元取代军工美元，至20世纪80年代里根时期，金融资本大规模扩张且反客为主，民生工业资本（与军工资本相对——笔者注）受到重创，进入21世纪后，美国整体性地转变为高利贷帝国主义。

（三）新美国：在资本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

“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有宗教变迁相伴随。”⁸³美国学者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在《美国秩序的根基》一书中单列“旧约与新美国”一节，柯克这里说的“新美国”，是指清教教义与犹太教义融合后形成的与欧洲资产阶级新教不同的美国。

这个美国因清教教义与犹太教义融合而强大：在它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⁸⁴；同样当其他神退位后，在两教教义中埋得很深的矛盾即货币与商品从而高利贷资本与工业资本的矛盾⁸⁵逐渐升级并最终又以工业资本屈服，高利贷资本的权仗肆虐美国并最终毁掉美国而告终。

马克思说：“货币对不动的、不可分割的财产起瓦解作用。”⁸⁶只要世界陷入货币依赖，货币的持有人就成为世界的主人，世界上用的货币量越大，这些人的权力就越大，地位就越高。

可以说，是罗马人用灭族灭国的暴行将一个本不愿靠与货币为伍的犹太民族⁸⁷在后来的历史中被逼成了有名的“高利贷民族”⁸⁸，又是货币将犹太人送到历史舞台的聚光灯下。因此，不研究货币，就读不懂犹太人，而读不懂犹太人，就读不懂美国。

确切地说，犹太人以民族的身份与高利贷活动发生联系只是从12世纪末开始的，此后各国对四处流亡的犹太人的经济活动范围越来越多地加以限制。

比如有许多国家就规定“犹太人作为外民，不能拥有土地……犹太人又被排斥在行会之外，各种手工业经营被有效地阻止。因此，犹太人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的极少。而犹太人作为一个主要定居在城市的民族，从事商业的比较多；加上早期基督教禁止其教徒放贷取息……于是，犹太人充当放贷者的就相对较多”⁸⁹。

这样就在欧洲普遍产生了对犹太的人偏见。比如莎士比亚笔下的放贷人“夏洛克”的形象就是这种偏见的文学表现。在这里，“犹太人”几乎被丑化为“贪婪者”的同义词。

《威尼斯商人》剧照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否认犹太民族为人类的历史进步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至于其中少数人在后来的历史上参与帝国主义寡头垄断集团瓜分世界的活动，并成为世界历史的反动力量，从阶级分析的角度看，那只是犹太民族中的上层剥削阶级的行为，这笔账不能算在整个犹太民族的劳苦大众身上。

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面临的美元紧缺的经历相似，15世纪至18世纪，欧洲自由贸易广泛开展，一时间金银货币紧缺，这刺激了欧洲盛行“重商主义”经济理论，重商主义将金银货币存量的增长当作财富增长的标志。⁹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