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环节

观众提问：各位老师好，我从事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关工作。《国家为什么失败》一书提出，中国之所以崛起，是因为实现了向“包容性”制度的转型。想请教各位老师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文一：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阿西莫格鲁在美国无论讲这本书，还是发表其他演讲，观众首先问到的往往都是中国，因为中国的情况明显与他的理论相矛盾。

所以，他必须解释中国这个案例与其理论之间的矛盾。他的说法是：中国如今引入了“包容性”元素，所以才发展到今天；但这些元素还远远不够，如果不继续引入，今后就会垮掉。

可问题来了：按照他的定义，比中国更“包容”的发展中国家多得多，那些完全采纳三权分立和私有产权制度的国家为什么没有发展好？这个问题他无法回答。而且，如果中国也像那些国家、像俄罗斯改革那样引入这些制度，可能早就垮掉了。

不过，这个问题之所以问得好，还在于：中国今天引入市场机制究竟算不算“包容性”？此前没有引入市场机制，是否就意味着“攫取性”？这些问题都需要厘清。

首先，中国历史上几千年都是市场经济。中国历史上没有实行过计划经济；在人类历史上，计划经济也只是近现代才出现的事物。一旦有国家力量介入，他便将其归为“攫取性”，认为这样就发展不好，这与历史事实相违背。

张维为：如何解释中国，对他来说是一个难题，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于是，他把经济与政治分开，认为中国实行的是有限的、局部的经济“包容”，而政治方面仍然不“包容”。这就是他的基本态度。

文一：而且，这种说法与他自己的理论也相矛盾。按照他的理论，首先要有政治上的“包容性”制度，由此才能决定经济制度是“包容性”的，进而带来经济繁荣。中国怎么可能在政治上“攫取”，经济上却又“包容”？这本身就是矛盾的。

何婕：要研究当下的中国和历史上的中国，就必须充分研究中国历史，才能真正读懂中国，而不是在原有的旧模式中打转。

文一：钱穆先生其实早就表达过相近的观点。钱穆先生是国学大师，他说过类似的话：生物界不存在最优物种。我们都知道，物种千差万别，需要适应不同的环境；人类社会同样不可能存在最优制度。但阿西莫格鲁预先认定美国制度“最优”，凡是与美国制度不同的就有问题，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何婕：所以，他对中国的解释既无法说明中国当下的发展，也无法解释历史上的中国。

观众提问：老师们好。我想请教，作者的诺奖光环是否使《国家为什么失败》一书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产生了一定的政策影响力？这是否带来了一些实际危害？

文一：影响非常大，而且危害也很大。发展中国家如果不研究西方国家的殖民史和工业化历史，读完这本书后，就会误以为只要照搬西方制度，自己就能成为发达国家。

结果如何呢？那些照搬西方制度的发展中国家成为发达国家了吗？不要说一般的贫穷国家，甚至乌克兰这样一度拥有较高工业化水平的国家，照搬西方制度后，如今也只能卖西红柿和土豆；而过去，它能够生产航母和大飞机。

所以，这个问题非常严重。这本书不仅影响大，危害也极大，因为它让人们以为，照搬西方制度就能成功，这就是“包容性”。但如果真要照搬西方，恐怕还得照搬西方的殖民制度，或许才有成功的希望。

张维为：实际上，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两位作者早在2006年就出版过一本书，可以说是《国家为什么失败》的前奏，书名是《民主和专制的经济渊源》。这本书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民主制度和所谓专制制度，以及民主制度的起源，后来逐步发展成了《国家为什么失败》。

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给了他们很大信心。本来2008年金融危机后，他们已有些偃旗息鼓，突然又感到这套理论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文一：这说明，这个理论既无法预测现实，也无法解释现实。但问题在于，当理论与现实不符时，他们不愿修正理论，反而试图修正现实。国内一些在西方受训的经济学家也是如此：不断被中国现实反驳，却依然不愿修正自己的理论。

何婕：对。但现实以一种生机勃勃的状态呈现在他们面前，想要修正现实又做不到。正如您刚才所说，阿西莫格鲁的部分回应，是在自己能够控制的理论范围内竭力进行调和，希望不同观点能够相互兼容。但对一名学者而言，这最终恐怕很难做到。

文一：对，这实际上是所有理论研究者都会面临的挑战，自然科学也是如此。提出一种理论是为了解释现象，但一旦发现理论与现实相矛盾，要么放弃理论，要么对其加以修补。

何婕：作为学者，这时就应当反思：自己的理论是否从一开始就出了问题。不过，对学者而言，具备这样的勇气并不容易吧？

文一：这就是库恩所讲的科学革命问题。需要积累大量反例，社会氛围也要酝酿到相当程度，才会出现一次范式转变。否则，人们仍会沿用旧范式研究问题。你看，福山就很不容易，他终于承认错误了。

当年张维为与福山辩论时，福山长期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现在终于开始承认了。至于阿西莫格鲁，我想，如果他是一位诚实的学者，说不定有一天也会承认自己的错误。

观众提问：各位老师好。《国家为什么失败》这本书争议很大，但传播力也比较强。我想请教，我们今后讲好中国故事，可以从中得到哪些借鉴？

张维为：我认为，总体而言，面对西方这些明显存在严重问题的理论，尤其是我们这些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应该力求从各个角度加以解剖，分析其问题所在。

我经常讲，西方特别喜欢提出各种各样的“陷阱”，发明各种概念，如“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塔西佗陷阱”等等。我的反驳也很简单：回顾过去三四十年，甚至更长时期，主要有两个陷阱。

一个是“民主原教旨主义陷阱”，即认为一个国家只要采用西方民主制度就会成功；

另一个是“市场原教旨主义陷阱”，即认为只要采用西方市场经济，经济就一定会成功。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内容。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这本书把这两种原教旨主义放在了一起。从这个角度解读，就能把问题看得非常清楚。

文一：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其中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第一，要学会创造话语、提出问题。要自己设立问题、设置议题，不能跟着对方走，这是第一点。

第二，一定要学会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但在我看来，要真正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讲好西方故事。目前，西方故事主要由西方自己讲述，我们并未真正把它讲清楚，问题就出在这里。

因此，我们要学会讲好西方故事。我们之所以讲不好自己的故事，就是因为唯西方“马首是瞻”，这是不对的。如果这段历史都不清楚，又怎么可能讲好故事？西方崛起至今不过五百年，工业革命真正开启也只有两百多年。

西方制造的一个明显神话，就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的观点。将其与马克思所讲的内容对照，西方有哪个学者敢站出来反对？

所谓新教伦理究竟是什么意思？你看，马克思对基督徒、对基督教的批判，与韦伯所讲的新教伦理并不相同。按照韦伯当时的研究，佛教徒和儒教徒都无法崛起；但现在，一些儒家文化国家不也崛起了吗？所以，这个问题非常大。

张维为：韦伯以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解释西方崛起，主要指向英美的新教传统。但正如你所说，后来法国也崛起了，这意味着天主教传统同样取得了成功；后来亚洲“四小龙”崛起，又可以解释为儒家传统也取得了成功。

文一：我最近去葡萄牙开会，当地人对韦伯非常不满。他们说：“我们天主教徒开启了文艺复兴，也开启了科学革命，怎么就成了你们新教徒的功劳？”所以，这个问题非常大。

何婕：您是研究经济的。您刚才也说，非常担心这样一本书不仅误导普通读者，也误导许多从事经济研究的人。您认为，中国的经济学者究竟应该从怎样的视角出发，才能把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解释清楚、看明白？

文一：这个问题非常好，也非常重大。这里我想引用中国学者林毅夫的一句话。林毅夫老师很不容易，他是在芝加哥经济学派训练出来的经济学家，却对西方现代经济学持强烈批判态度，这一点非常难得。

他说过，中国是一座金矿，你坐在金矿上却不知道，反而拿西方的东西来套中国，等于在金山上挖煤。今天中国的任何领域，无论经济、政治还是社会，都可能产生顶级学者；但如果把金矿当成煤矿来挖，一味套用西方模式，就是在浪费这个时代，也是在浪费生命。

何婕：好。我们要真正读懂中国，既读懂中国的现实，也读懂中国的历史。今天，我们带着大家批判和解构西方经济学界的一些所谓经典作品，是为了更好地读懂西方，也为了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