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一本试图用“包容性制度”与“攫取性制度”解释国家兴衰的著作风靡世界——《国家为什么失败》由此成为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作。2024年，作者之一阿西莫格鲁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更为这套理论增添了一层耀眼的“诺奖光环”。

然而，当书中的结论被放回真实的历史进程中，其解释力却面临一系列追问：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工业化，是否真的建立在民主、自由贸易和完善的私有产权保护之上？战争、殖民掠夺、贸易保护与国家力量在西方崛起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为什么许多照搬西方制度的发展中国家未能实现经济繁荣？中国及东亚国家的发展实践，又为何成为这套理论难以解释的反例？

在9月7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与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特邀研究员文一，围绕《国家为什么失败》的理论缺陷、西方经济学的历史盲区及中国发展的现实经验展开讨论。

《这就是中国》第348期

文一：

很高兴再次回到《这就是中国》节目现场。今天我想和大家谈一谈阿西莫格鲁的《国家为什么失败》一书，以及他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阿西莫格鲁和他的合作者罗宾逊教授写了一本书，叫作《国家为什么失败》。这本书认为，历史上一个国家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是采纳“包容性”的政治制度，比如大众参与的民主选举制度；而一个国家经济不发达的根本原因，是采纳了他们所定义的“攫取性”政治制度，比如君主专制。

他们认为，只有在多数人参与政治决策的“包容性”政治制度下，才能建立并保障“包容性”经济制度，比如私有产权保护；而只有“包容性”经济制度才能带来经济繁荣。这个观点听起来似乎颇有道理，也算不上标新立异。

但它既不符合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当年的工业化历史，也不符合二战后被美西方强加民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既无法解释东欧许多国家，如俄罗斯市场化、民主化改革失败的教训，也无法解释拉美国家引进“华盛顿共识”和西方各种制度后出现的去工业化现象；它同样不符合美国自身的工业化历史和当下状况。

虽然阿西莫格鲁在一系列文章和著作中也强调国家能力的重要性，但他对国家能力的定义模糊不清，也从未厘清国家能力与“包容性”制度、“攫取性”制度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以及它们在历史上如何相互作用并推动工业化。

其根本原因在于，阿西莫格鲁并未清晰界定“包容性”这一基本概念，而是暗中根据一国经济发展成功与否，倒推其制度是“包容性”还是“攫取性”。

他用“放大镜”寻找经济成功国家的“包容性”元素，刻意忽视这些国家历史上存在的“攫取性”元素；又从经济失败的国家中挖掘“攫取性”元素，有意回避其中存在的“包容性”元素。这是一种典型的所谓“先射箭再画靶”的研究范式。

阿西莫格鲁难道能够否认，种族平等、男女平等是“包容性”制度的典型特征吗？可是，这些元素却是由那些被他定义为实行“攫取性”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率先提出的。难道阿西莫格鲁能否认高税收是“攫取性”制度的一大特征吗？但大英帝国在工业化时期，税率曾高达20%甚至更高，而清朝的平均税率不过4%。难道阿西莫格鲁会否认“贸易保护主义”是“攫取性”制度的特征，而“自由贸易”是“包容性”制度的特征吗？

可无论英国还是美国，在各自开启工业化时都是极端的贸易保护主义者；而当它们成为制造业强国后，却用坚船利炮迫使落后国家采纳所谓的“自由贸易”政策，通过强买强卖占领这些国家的市场，摧毁当地的民族工业。

难道阿西莫格鲁敢否认，奴隶贸易、殖民掠夺和种族灭绝是“攫取性”制度的重大特征吗？但是，被阿西莫格鲁视为“包容性”制度与产权保护典型的西方发达国家中，有哪一个不是通过奴隶贸易和殖民掠夺开启经济繁荣之路的？

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完成工业化转型并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高校经济学专业开始用数学工具培养经济学家，很少甚至从不把西方国家当年的工业化历史和殖民掠夺史作为经济学的必修课或选修课。

这就造成了一种有趣的现象：历史学家几乎都反对并批评阿西莫格鲁的新制度经济学，而新制度经济学却在只强调数学、不重视历史的经济学界受到普遍热捧，甚至被授予了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2001年的一篇著名文章中，阿西莫格鲁与合作者借几百年前的美洲殖民史佐证其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他们宣称，南美国家的经济发展之所以不如北美，是因为南美洲气候不佳，例如疟疾严重，殖民者难以生存，因而只好采纳“攫取性”制度，而没有在当地仿照母国建立“包容性”制度，最终导致了今天的贫困。

北美洲的情况则相反：殖民者得以定居，使母国“优良”的“包容性”制度成功扎根，因此今天的北美比南美更加繁荣。但真相是什么呢？今天，南美洲的大多数人口是混血，而北美洲的土著印第安人几乎完全灭绝。这正是因为当年的欧洲殖民者愿意在南美洲定居，甚至与土著人通婚；北美洲的殖民者却几乎彻底灭绝了当地土著民族。请问阿西莫格鲁，西方殖民者是在南美洲更加包容，还是在北美洲更加包容？

阿西莫格鲁的理论同样不适用于二战后许多落后国家的实践。这些国家采纳或被强加了西方民主制度，并保留了符合原殖民者与统治精英利益的所谓私有产权保护制度，却没有实现良好发展。如今，这样的事实非常多。事实上，二战后真正创造东亚奇迹的“四小龙”，也并非在所谓西式民主制度下实现经济起飞。

马克思的《资本论》早已揭露，西方国家在近代工业化史上存在大量“攫取性”制度元素，而在“包容性”制度元素方面严重欠缺。这些国家在二战后之所以能够完成福利社会转型、吸收许多“包容性”制度元素，恰恰是因为当年的工人运动、共产主义运动曾经来过，也是因为当年的红色苏联曾经来过。

正如古巴革命家切·格瓦拉所说：“我们走后，他们会给你们修学校、修医院、会提高你们的工资，这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也不是因为他们变成了好人，而是因为我们来过。”因此，我们今天在西方国家看到的许多所谓“包容性”元素，实际上是由当年的共产主义革命推动的。

在完成工业革命之前，发达国家的许多法律规则甚至不如今天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完善。正如历史学家贝克特指出的，大英帝国作为第一个开启工业化的国家，并不是一个后来人们所描绘的“自由、开明和廉政”的国家；相反，它是一个军事开支庞大、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奉行干涉政策、高税收、债台高筑、实行极端贸易保护主义的官僚集团和强权国家，也完全不是一个民主国家。

经济史学家莫基尔也指出，在英国工业革命前夕和初期，英国社会几乎没有保护工业财产和人权的法律与秩序，而是充斥着大量抢劫和偷盗；法庭系统笨拙而昂贵，也充满不确定性和不公。英国社会主要依靠民间残酷惩罚的威慑效应维持治安，超过80%的犯罪惩罚由被害人私下执行。正是这样的国家开启了工业革命。

阿西莫格鲁的新制度经济学试图制造一个巨大神话：所谓“民主、私有产权和法治”，是16至19世纪西方列强实现经济崛起的根本原因和前提。这一神话又建立在另一个神话之上，即所谓“自由放任”和“自由贸易”，是欧洲列强，尤其是英国成功引爆工业革命的终极秘密。

事实上，从来没有哪个资本主义国家能够在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缺乏国家暴力和政府产业政策强力扶持，同时缺乏军事重商主义乃至军国主义式国家竞争和全球殖民市场争夺的情况下，成功开启自身的工业革命。

最后，我们不妨引用美国经济史学家麦克洛斯基对阿西莫格鲁《国家为什么失败》一书的辛辣评论作为结束语。他说：“往小了说，阿西莫格鲁对历史的每个重要细节都令人遗憾地搞错了；往大了说，整个理论都是谬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