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讨论

何婕：刚才文一老师的演讲，专门剖析了《国家为什么失败》一书在理论上站不住脚之处。其实，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分析，看清西方学界存在的一种弊病。回到这本书：它最初出版于2012年，其主要作者之一又在2024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如今我们站在2026年回看这部作品，为什么还要专门剖析它？是因为其中的观点误导了很多人吗？

张维为：实际上，这本书一出版我就注意到了。我看过英文版，得出的结论是“懒汉做学问”。和福山一样，他先立了一个“靶子”：西方标准、美国标准是最好的标准，凡是与此不同的都是错误的。我们的节目此前也点评过这本书，就是2021年1月播出的《这就是中国》第81期《“中国崩溃论”的崩溃》。

我当时说，“中国崩溃论”的背后是西方意识形态的偏见、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偏见、西方文化的偏见。其中，谈到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偏见时，我就以这本书为例。下面可以简单念一下当时的原话：

“2012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和哈佛大学政治学者——实际上又是政治学家、又是经济学家罗宾逊，出版了一本书，叫作《国家为什么失败》。他们认为一些国家失败是因为其制度是‘攫取性’的，一些国家成功因为它们的制度是‘包容性’的。在他们的观点看来，西方国家制度是‘包容性’的；像中国这样共产党领导的制度是‘攫取性’的，不会成功。怎么解释中国现在改革开放比较成功呢？他说这是暂时的，是一种例外；而且除非彻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转化为‘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否则中国的发展是不可延续的、不可持续的。”

你看，这是2012年的话，今天已经十几年过去了。我当时这样点评：“懒汉做学问，无知者无畏，愚昧当道。他们是从历史终结论、欧洲中心论出发，不做实证研究，不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历史传统。只要你做法和你的制度安排跟我不一样，你就是落后的、反动的、必然要崩溃的。这种制度、这种心态，也导致了西方本身制度的日益僵化，一路走衰。”

何婕：刚才文一老师在演讲中也提到，他似乎先有结论，再从结论倒推，寻找各种论据，结果论据之间左右互搏、彼此无法自洽，其中存在巨大漏洞。

文一：这本书影响非常大。但正如我刚才提到的，它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经济学界，而经济学界的教育本身存在问题。经济学家，尤其是由西方体系培养的经济学家，大多不读历史，而以数学训练为主，这是最大的问题。他这本书在历史学界受到很多的批评。

何婕：文老师在演讲中说得更彻底：西方的历史无法印证，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无法印证，俄罗斯等国家的历史也无法印证，这些案例似乎都与书中的理论对不上。这本书反复提到所谓“包容性”和“攫取性”，它真正想表达的是什么？

张维为：从历史角度看，我参加过联合国不少反种族主义会议，包括在南非召开的联合国反种族主义大会。早在1999年，非洲世界赔偿与返还原真相委员会就提出，奴隶贸易加上后续殖民掠夺，给非洲造成的损失折算现值为777万亿美元，非洲国家要求西方殖民国家赔偿这些损失。

这些历史，他们从来不提。文一老师上次来参加节目时，我们谈过西方是如何崛起的，西方科技后来为何超过中国。主要原因就是战争和掠夺，几百年来战争不断。结果是坏事变成了“好事”，当然，“好事”要加引号。战争推动了其科学发展，社会组织也得到强化，等等。

何婕：书中树立了一些西方国家所谓“包容性”的经典案例，仿佛这种所谓“包容性”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没有经历过一段历史发展过程。正如您刚才所说，它对一些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史及其对殖民地的压榨似乎只字不提。事实上，那些压榨所得构成了它们发展的雄厚基础，而它们却对这些历史视而不见。

文一：所以，这是一种张冠李戴、断章取义的定义。什么叫“攫取性”？殖民掠夺、奴隶贸易不叫“攫取”，却把社会主义主张的许多内容称为“攫取”，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也不能因此说阿西莫格鲁不是一位严肃的学者。

他最大的问题在于，尽管他也是数学出身，看到一些现象后试图追溯原因，这本身没有错；但在推导原因时，他忽视了大量与其结论相反的现象，这就不对了。进行科学研究，不能忽视反例。大量反例中，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英国历史上的“攫取性”、美国历史上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这些为什么没有进入他的视野？

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运动当年是被战争与资本主义倒逼出来的，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为什么不追究其背后的原因？此外，中国在完成大一统后领先西方国家上千年，这也是一个反例，他同样没有追问。这些都是问题。

何婕：您刚才也说，他不研究历史，因而看不见许多反例。我很想知道，出现这种情况，究竟是受视野所限、确实不知道，还是明明知道，却没有把它们纳入研究？抑或是因为这些从数学出发研究经济的人，头脑中已有一个模型，只是拿着这个模型去套现实？

文一：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首先，我们还是应当肯定阿西莫格鲁是一个理性人，是抱着理性态度研究历史的。但我认为，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意识形态其实深受西方影响。

他预设了一个结论，认为美国制度是最好的；即使存在反例，他也会认为那些反例不重要。他甚至可能会说——当然没有人这样问过他——即使西方当年没有殖民，也能实现工业化。但这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你真的研究过吗？

张维为：我们讲中国人处理问题、看待问题，实际上涉及“道”与“术”的关系。把经济学数学化，实际上是把它变成了一个“术”的问题。任何一个因素、一个变量，纳入模型与否，都会得出不同的结果。所以，如果上面的“道”不对，“术”肯定也是错的。

何婕：其实，普通读者也是如此。大家可能慕名而来，也可能受到这类作品的影响。因此，我们需要帮助读者厘清其中的逻辑，知道应该如何看待这些观点。

文一：对。普通读者之所以容易受影响，是因为这套话术很有迷惑性。普通读者通常没有时间研究历史，我们的教育，尤其是经济学教育，又不讲历史，读者便缺少可供对照的材料。

任何人提出一种理论，无论是阿西莫格鲁、韦伯还是哈耶克，如果不让历史与其理论对照，这套理论都有自成一体的道理，读者也就难以形成批判能力。问题就出在这里。

何婕：所以，这也对普通读者提出了较高要求。阅读这类作品时，需要保持批判性，同时具备历史视角，这并不容易。

张维为：我再补充一点。实际上，这个道理很简单。今天，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总体上相当成功。现在我们都明白，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必须经过资本积累阶段，也就是要回答“第一桶金”从哪里来的问题。

西方的“第一桶金”靠暴力、战争、贩卖奴隶以及无情的掠夺和杀戮获得；中国人则依靠自己的努力、奋斗和牺牲，完成资本积累，进而取得现代化的成功。

所谓历史，主要就是要看“第一桶金”是怎样获得的。没有这一桶“金”，发展中国家如何照搬你的模式？没有“第一桶金”，又怎么可能实现现代化？

文一：说得非常好。即使在经济学的数学模型中，任何宏观经济模型都有一个K₀。如果没有K₀，经济就永远发展不起来。但在经济学模型中，它往往被假定为给定，仿佛是上帝赋予的。K₀从哪里来？西方的K₀，正如张老师所说，主要来自殖民掠夺；中国不靠殖民掠夺，而是靠自身积累，情况就完全不同。

何婕：看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发展，必须从历史角度出发，将其置于时间维度中考察，而不是简单套用一个模型。阿西莫格鲁在西方经济学界受到一定追捧，这是否也反映出西方学界在思考模式上的一些不足？

文一：这种不足非常明显。我是美国培养出来的“黑板经济学家”，但过去读书时并未意识到这个问题，因为整个训练都是从既定的大前提和公理出发进行推演。开始阅读历史后，你会发现问题：理论与历史完全对不上。

何婕：您刚才说自己是在西方培养出来的。那么，您是什么时候发现此前所学与历史、现实对不上？

文一：就是在后来开始阅读历史之后。过去一直学习数学，也花了大量时间补习数学。掌握数学工具后，你会觉得它很科学，但实际上也存在问题。

数学这种语言，目前为止在物理学中很成功，但应用到化学、生物学、医学乃至人类社会时，就很不成功。经济学大量使用数学，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因为它把经济活动简化成了物理世界。

它研究的已经不是经济了。我以前用过一个比喻：让物理学家研究生命，比如研究鸡为什么要下蛋、为什么要飞，他却先把鸡假设成球形，于是动量、冲量都可以计算，但那已经不是鸡了。

现在经济学家研究的经济也不再是真正的经济，这就是最大的问题。你看，美国经济如今出现了这么多问题，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学者最多，却提不出有效建议。

何婕：所以，这一期节目，文老师也拟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题目，叫《诺奖光环下的理论废墟》。我们也来讨论一下：无论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还是诺贝尔其他奖项，两位认为其中有哪些不足？

文一：西方学术发展有一种路径，通常认为知识越发展，分工就越细。但正所谓“分久必合”，分工越细，越需要跨学科整合。问题就出在这里：经济学家只研究经济。

马克思和熊彼特早就说过，把经济从社会、政治和文化中抽离出来会产生问题，而现在的经济学却完全不考虑这些因素。阿西莫格鲁在某种意义上还想作出一些贡献，试图把政治重新引入经济学，但他在引入时犯了巨大错误，因为其公理假设本身就有问题，而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得出的结论必然不正确。

何婕：而且，对这些西方学者来说，是否也很难回到问题的源头、历史的源头，开展这样的研究？

文一：确实很难。因此，西方学界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更应该强调跨学科研究。

张维为：阿西莫格鲁最近也颇为尴尬。特朗普在美国出现后，人们总是问他：你如何解释特朗普现象？特朗普究竟是“攫取性”的，还是“包容性”的？我前些天看到他的一次采访，他说美国的制度仍然是“包容性”的，但特朗普的倾向毫无疑问是在走向“攫取性”。

何婕：所以，学者有时也很苦恼。一旦建立了某种模型，也就可能把自己困在其中，很难跳出原有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