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婕：中国人的习惯，到哪里定居，只要有条件就种菜。我们要是有条件，在太空也种菜。哪里有菜园子，哪里就有中国人。说吃、说菜，这是另外一方面。您看我们在说到生活细节，这么多年的发展演变，我特别想说一样东西是家电。因为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小时候家电都是很贵的。冰箱很贵，电视机很贵，你得要攒多少个月的工资，可能才能买台电视机。

范勇鹏：我其实算是家电企业子弟，所以深有感触。

何婕：你们是造啥的？

范勇鹏：原来是一个军工厂。改革开放之后，因为当时就转型了，就造电视机，原来是生产电子元件的，还是当时比较有名的一个牌子叫美乐。

张维为：是看到过的。

范勇鹏：对，美乐电视。我当时还小，但是事后回顾这段过程蛮有意思的。我们家电其实有几个发展阶段，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很多原来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些国企、三线企业，转向家电生产，服务民生。最开始还是计划经济打下的技术基石。有了这个基础，有了非常好的技工，我们的家电才能发展起来。不是说你随便哪个国家，建了家电厂就能生产起来的。

90年代兴盛一时的美乐牌电视机，美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是国营760厂。

然后到上世纪80年代开始引进，比如像一些日本、韩国的企业，然后就产生迭代。到上世纪90年代就雨后春笋，上世纪90年代，电视上天天播一个很热的话题叫“价格战”。家电价格战打得非常“惨”。然后打完之后择优，有一些大企业、头部企业就出来了。

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我们家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到现在加上人工智能，加上新科技，比如像格力，很多企业现在叫黑灯工厂，完全都是自动化的。所以我觉得，家电发展过程就反映出，一是我们工业化的缩影，第二就是我们制度优势的一个反映。这个真的是在我们制度道路的引导之下，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何婕：中美网民“对账”里头，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些隐形的支出，而且都是大头：教育、医疗。不管是之前热议的“斩杀线”的话题，还是去年网络上的中美“大对账”，其实让美国的年轻人“泣血”的，很多都是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支出，这些都是大头。

张维为：我因为在欧洲生活时间长，一个为数不多的完整看完的电视连续剧是《蜗居》。实际上，情节很简单，就是两个人哭哭啼啼，里面有一段经典台词：“我们俩加起来都快60岁了，还没有自己的房子。”

何婕：当时您就惊讶了。

张维为：我就很惊讶。我说一个人30岁就有自己的产权房，这在瑞士是很难想象的。那边教授、副教授没有房子的，多了去了。所以一切在于国际比较，我们可以先肯定自己的成绩，再进一步改进。中国已经取得这样的成就，非常了不起。

何婕：咱们国内的一些比较好的医院，特别是有国际部的医院，说在过去的一年里迎来了许多国际客户，可能未来还会有更多。因为大家发现到这里看病，或者解决一些比较小的手术和检查的问题，又方便又便宜，加上来回机票，还有得省。

范勇鹏：但是客观地讲，你做国际比较，其实包括做历史比较，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包括现在医疗跟西方比，已经完全不用比了。我都亲身经历过，这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中国远远地好于西方。包括住房，比如我在美国曾经住一个房子，都是木头的，你洗澡忘了开排风扇，就会长白蚁。一长白蚁，整个房子就要拆掉了。这个质量跟我们是完全不可比的。医疗、教育、住房，应该说对咱们中国老百姓来讲，还是比较关注的问题，甚至还是有一定压力。

张维为：我们上次去西藏调研，西藏自治区为所有的居民每年都提供一次免费的体检。后来我说全世界大概就中国一个地方，西藏做到了。其他省好像也没有做到，但是它做到了，很了不起。因为西方多数国家一般是没有体检的。海外华人回国，往往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做个体检。各种各样的套餐，国内是套餐太多了，但是你只要自己理性地选择就可以。某种意义上，为什么这么多华人没有进入“斩杀线”以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生病可以回国看，拔牙可以回国拔，大病可以在国内治。另外他们的大学教育大都是在中国接受的，没有学贷的问题，所以他可以生活得相对更好一些。

过去十年美国的通胀走势图。 Tradeeconomics

何婕：很多人可能移民到了国外生活，但某种程度上并没有真正地离开中国。他真的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比如说重大的疾病挑战的时候，只要有条件，是可以回到中国的。包括之前的教育，您说也已经在国内完成了。所以对一些移民出去的朋友来说，可能对他们来说真的只是换了个地方生活。

范勇鹏：医疗，老百姓最关心的一个就是贵，一个就是医疗资源紧张，比如我们挂号了，看医生要排队。第三，就是大病带来的这种负担。其实都在解决，比如现在我们搞分级分诊。包括像上海，我前不久还接到一条短信，我的家庭医生要找我来签约。虽然我自己没用过，我进了一个群，这是社区提供的服务。

我们社区里边那些老人家，天天在群里边问家庭医生的助理，今天问这个药有没有，明天能不能做检查，非常方便。虽然我自己还没有用过，但我觉得已经有很大的改善了。再一个就是住房方面，实际上也有很大的改善。教育方面，我觉得现在问题还比较大，包括今年两会大家也都在关注教育问题。教育上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还是有比较强的应试教育的导向，然后孩子的身心健康各方面，包括创新性有一些讨论。

但这个东西，我觉得要辩证地看。在中国，教育体制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培养人才的机制，它本身是一个社会体制，也是一个社会权力的分配体制。那么它既要考虑卓越，又要考虑公平。所以应试这样一个东西，我们不能把它完全肯定，但也不能完全否定，要辩证地来看。在大方向上，我觉得我们是对的。但是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要在某些方面做修正。其实我们回头看，早在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主席、邓小平同志当时就指出中国的教育出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学制过长、课业过重、考试过严等等这些问题。今天其实也有。

所以我觉得，首先承认我们现在教育体制的前提下，比如可以适当地压缩学制，丰富教学的内容。比如像现在AI已经到了一个快速发展阶段，我们要增加这方面的课程。再一个就是要大量地增加体育运动、劳动。我们一直讲德智体美劳，但实际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边，过于强调考试了。

何婕：而且这几点在现在的评价体系里头，占的位置还是不够。

范勇鹏：对，不够。所以我讲素质教育不是过去讲的要降低难度，要减少考试，而是说培养作为一个公民的素质。像我小时候，我记得学校里天天都在讲“五讲四美三热爱”，现在反而学校里很少讲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些方面是需要改善的。总体上不管教育医疗还是住房，它其实要解决的方案都比较清晰。一个就是要加大投入，随着我们经济社会发展，我们有能力加大投入。第二就是政府调控，这个东西是绝对不能让资本来控制的。第三就是要借助新的技术手段，比如AI赋能，把我们现有的资源让它发挥出更大的效益。

何婕：在这个国际比较上，我们是有优势的。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对自我的挑战，我们也开放现场的讨论，好吧。听听大家的观点，请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