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可亮：一开始可能有抵制，大家不愿做，但是后来党中央就提出，金融要讲政治性、讲人民性，不能光讲盈利。然后在对银行体系的考核上，普惠金融排到了第一位。我之前跟银行交流，我说你们现在是不是一个月一调度？他说我们一个星期一调度，都要看指标。总行要求省行上报，省行要求市行上报，市行要求支行上报，一个星期把普惠金融贷款额上报。

它就管两个事情。一是量要上来，对中小企业普惠金融的贷款比例，在总比例里必须上升。二是利息一定要下降。我举个简单的例子，2018年到2023年，我们的普惠贷款从8万亿到了30万亿，年均增速30%左右。贷款利率成本从将近8%降到了四点几，现在还在下降。

只有我们中国，现在做了一个“违背”金融理论的事情。但这个事情是不是就不好？其实不是的。它算的是大账。它把中小企业都养活了，中小企业又养活了背后那么多员工、那么多家庭，社会成本就降低了很多。

何婕：国家算的是一笔大账，不是算银行的小账。所以可能银行从业人员说，我们很不好做，但是要考虑到，你为这个社会做的是贡献。

张维为：英国有一位很有名的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活到90多岁。他去世前见到的最后一批中国学者，就是我和陈平老师。我们到他家里去，他还是很健谈，我们聊了40分钟。谈到金融化时，他说所有西方大国走上金融化之后就一路走衰。某个银行觉得一项业务是赚钱的，但是宏观来说，这笔账可能是亏的。沉迷于钱生钱的游戏之后，就不做实体经济了。

当年荷兰就是这样，高度金融化，没有实体经济，最终就崩掉了。英国也这样，美国今天也一模一样，也走在这条老路上。所以从反面来证明，可能个别具体单位、银行获益，但是整个国家和社会是受损的。

张可亮：刚才讲到了，货币是一个个分散的个体，资本是组织起来的货币，它是军队。当时说我们打不过八国联军，是因为中国当时没有组织。共产党把我们组织起来了，虽然我们穷，武器也落后，但是我们照样能战胜对手。资本其实就是组织起来的货币。我们个人银行存款3000块、5000块，这是用于消费的，没法带来资本升值。但只有把它聚集起来之后，才能去购买厂房设备变成资本。

我们国家之前通过货币政策来调控，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我们投放了4万亿。但这个钱从央行到了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再去争取优质企业，贷了款之后去做投资。当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企业是愿意贷款的。但是如果经济形势不太好，企业就说我不想贷款了，甚至有的想收缩，把银行贷款还掉，减轻财务压力。这时候人民银行再去放水，货币政策再宽松，也可能没用。货币政策像绳子，只能拉，拉着往前走，推，不行。

更有效的是“资本政策”。你看两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说，要设立1万亿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不就直接是资本吗？我把这个钱拿过来之后，谁要做企业，我直接给你资金，直接投给企业了。今年两会又说，我们要设立1万亿元的并购基金，这都是“资本政策”。不是发行基础货币，然后通过银行贷款再出去，而是这些就是资本金，哪些企业好、哪些企业需要，我直接给你，而且不收利息。之前通过银行贷款是要收利息的。

这个钱是不收利息的，国家直接给你。这就是“资本政策”。但国家现在用的“资本政策”是什么？一是财政部出钱，二是发行特别国债出钱，然后再让其他国有大中型企业出资，地方政府再去配套。资金募集还是募集社会存量资金。我的意思是，完全可以由央行发行基础货币，央行直接注资，注资到这些基金里面去。基础货币的发行方式不再通过银行体系，不形成债权资本，而是形成股权资本。股权资本愿意承担风险，所以股权资本愿意去投创新企业。

张维为：我这次看两会的报道，包括《政府工作报告》、包括专家的解释，经常提到各种政策组合拳。提得最多的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的组合拳。中国模式一整套组合拳，把不同的政策协调起来一起做。

确实你讲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主要是从西方借鉴的，我们现在都在做；产业政策，主要是我们自己的、以我们为主的；这些政策共同形成了组合拳，这套体系又是我们自己的。组合在一起就会产生不一样的效果。

何婕：这也是我们在实践中的创新。刚才提到的很多案例，都是比较大的企业、银行相关的，我想问一些跟老百姓有关的、跟个体有关的问题。我们平时接触最多的金融活动之一，是买股票卖股票。老百姓很想问，中国的股票市场怎么样？老百姓可以对它寄予一种什么样的信心？

张可亮：我就是证券公司从业的，之前做过分公司老总。2024年9月底，情况就变了。但是大家光知道市场好了，好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潘功胜行长的讲话。

2024年的“9·24行情”

潘行长说，人民银行要支持资本市场，我们可以提供贷款，上市公司如果要回购股票，我们可以用贷款支持你们回购股票。同时，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你们可以把手里的股票资产抵押给我们，我们给你资金让你继续去投资本市场。先提供5000亿，5000亿如果效果好的话后续还可以追加。也就是说国家、央行下场了，“国家队”进去给市场托底了。

有了“国家队”的托底，所谓资本大鳄就不敢通过做空去赚钱。但是我们老百姓只能通过做多赚钱，以前买股票希望它涨了之后去赚钱，但实际上机构是可以通过做空赚钱的，涨也赚钱，跌也赚钱。所以在跌的过程当中散户在赔钱，但是很多机构其实是在赚钱的。这个问题必须改变。

证监会手里其实没有筹码，光出政策其实很难奏效。现在央行就表明态度，你敢把股票、把筹码卖了，你卖多少我买多少，低价筹码让“国家队”买进来，它到时候想再买回去就买不回去了。以前它会把股价砸下来，

砸下来之后，它把散户手里的股票买下来，然后再拉上去，拉高了之后再让散户追高，再卖给散户，来回通过这种波动赚钱。散户亏个10%还能接受，跌破10%可能就要割肉。现在国家说要平抑股市的波动性，不让这些机构把股市搞得上蹿下跳，下边有底，上边有顶。市场如果太疯狂了，通过“国家队”往下卖股票打压一下；太低了，就出手接一下。让市场保持稳健向上的走势。

何婕：股票这个案例当中，也告诉我们，社会主义金融体系包括股市在内，应该有人民立场。

张可亮：以前说股市，国家不能干预，这是西方的做法，一干预就不是自由市场，就变成计划了。其实不是这样的逻辑。西方华尔街大资本说，国家不能管我，我就在这里面这样赚钱。其实逻辑不是这样的，社会主义金融一定要管。我的建议是“资本政策”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成立平准基金。

我们有储备粮、有储备油，粮食歉收的时候，要开仓放粮平抑粮价；石油如果价格涨了，我们也有储备。有了储备才能调控，才能保持价格稳定。但是我们资本市场没有储备，没有筹码，光喊口号是不行的。所以现在央行说，下场，用“国家队”来平抑市场。我们就可以对资本市场有信心了。

何婕：对于我们现场和看节目的年轻观众，也是一个鼓励。从股票市场这个案例来看我们的金融属性，大家也听得很明白。我们现在开启现场对话，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要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