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对话

何婕：刚才可亮老师用一段演讲，从学理上为大家讲解了他对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认知。讲得比较快，里面有很多专业名词，所以我在想，我们的圆桌对话部分，可以用大量案例来解释这些体系，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我想先请问可亮老师一个问题：您刚才演讲当中也提到，中国的金融体系用几十年时间，帮助我们成长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您可不可以给大家举一些案例，说明我们的金融在不同阶段，是如何帮助实现这个目标的？

张可亮：其实我们中国的金融体系，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以1993年为界。中国在1993年之前，基本上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金融其实是财政的附庸，是财政的“出纳员”。但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它还是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一穷二白，没有资本，当时国内的财富大多被蒋介石集团带到台湾去了。怎么办呢？

那就只能把手里仅有的资金汇聚起来，投入到重工业建设中去，为我们的工业基础打下骨架。比如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实施“156项工程”，156个重大项目，包括长春一汽、鞍钢等被称为共和国“长子”的企业，都是通过金融机构把老百姓的资金汇聚起来，按照国家统一调配予以支持。20世纪60年代，我们面临美国的核讹诈，开展三线建设时，金融机构把资金投入西南地区，一是保障了国家安全，二是调整了产业结构。如果当时没有三线建设，现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的差距可能会更大。

何婕：也就是说，您刚才举的这些案例，都有社会主义金融在发挥作用。尽管那个时候，大家不是特别强调“金融”这个概念。

张维为：远的不说，我们就从民国时期开始说。民国的问题是打仗不行，金融也不行，金融体系崩溃，钞票大幅贬值。同样，当时中国受西方霸权欺凌，如鸦片战争，英国打败中国后，要求战争赔款。战争赔款期间，我们的海关由英国人赫德控制，他的做法很简单：先把要支付的战争赔款等全部扣掉，之后再把余下的资金交给中国政府。

换句话说，英国打败中国，一是军事手段，二是金融手段。从击败到控制，西方列强都是这么做的，美国今天还在这么做。新中国成立后，军事和金融开始“站起来”。我们的成就要充分肯定，但我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在探索如何运用“金融”，就像你讲的，当时只有财政，金融只是“出纳员”。

何婕：刚才张老师补充的这一点，也让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国家在恃强凌弱时，会抽干一个国家的血液，破坏、瓦解其金融体系。

张可亮：1993年之后，我们进行了改革。之前中国的银行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之后我们设立了三家政策性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国家开发银行。我们把“工农中建”四家银行的政策性功能剥离，这就是市场化改革。实施市场化改革之后，金融体制进入了市场化配置的阶段。这个阶段，它对我们经济的贡献是什么？

首先，支持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我们的高速公路、高铁建设成效显著，洋山港、舟山港等港口以及5G通信网络都建设起来了。这些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巨额资金，比如说京沪高铁总投资需要2000多亿元，我们能够建成，是因为我们的银行体系通过银团贷款形式，为其提供了大量资金，把基建建设好。基建建好之后，能让我们所有的企业受益。

第二，帮助我们的企业出海。在全球化进程中，加入WTO之后，我们很多企业走出去，包括收购海外矿产、海外知名品牌，通过“一带一路”帮助亚非拉国家修建基础设施。亚非拉国家往往资金短缺，这些资金来自我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从而把我们的产能、机械设备输出到亚非拉地区。

第三，支持我们的科技创新，这一点主要依靠资本市场。

还有一点，我刚才讲到“烫平”经济波动。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西方会周期性发生经济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我们国家都依靠金融体系度过这些危机。包括2008年金融危机时推出的4万亿贷款支持，把影响降到最低。这些都是金融对我们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张维为：我补充一点。我们经常讲，中国制度优势最大的特点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底层逻辑首先就是金融，资金能够集中起来。

何婕：要集中力量，集中的是什么力量？首先得是资金的力量，就是金融在发挥作用。

张维为：不管我们现在的金融体制还有多少不足之处，但我们的金融体制能带领我们避免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爆发，这个成就本身就是非常了不起的。2008年金融危机我亲身经历过，当时我人在欧洲，瑞士几家大银行濒临破产，和美国一样沉迷金融游戏，大量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最后幸亏瑞士政府有资金储备，为银行注资，渡过了这场危机，但很多国家因此破产，大量国家都经历过。美国老百姓的财富缩水四分之一。

何婕：刚才您在演讲当中也说，金融体系归根到底是决定生产资料的归属。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掌握在人民手中；资本主义社会则不同，生产资料掌握在大资本家、大资本财团手中。对他们来说，金融就是资金的运作。

张可亮：不说别的，我们就说资本主义国家里最发达的美国。美国的高铁建设里程很少，公路也都是早年修建的。美国的国家电网老旧，现在发展AI，电网已经无法支撑。还有通信网络，去过美国的人很多都说，很多地方没有信号，不少地方无法刷信用卡、无法使用手机支付。我们的手机支付，依赖于5G网络建设。他们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第一，政府没有能力动员资金，资金全部掌握在资本家手中。为什么美国不建高铁？因为建高铁会冲击其航空业。美国航空业非常发达，这些资本家不会自我革命。美国的银行体系、信用卡体系非常发达，因此不愿采用支付宝这类支付手段。所以只有金融体系掌握在国家手里，国家才会出于人民利益考虑，推进自我革命与自我迭代。如果掌握在资本家手里，他们永远不会自我革新。即使他们知道需要追赶，没有利益也不会去做。

张维为：这个道理很简单，私人控制的银行不愿投资，因为基础设施投资周期长，往往5年、10年甚至更长时间没有收益。所以他们不愿投资。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以基础设施为例，由国有企业和政府负责建设，5G基站实现所有村庄全覆盖。反过来说，我们不能只依靠国家，我们能做到“一部手机全部搞定”，民营经济的功劳非常大。

何婕：现在对于科创企业，我们一直有个口号，叫“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它的很多资本来源就是多元的，很多是社会资本。您演讲当中说到的第二点，社会主义金融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叫普惠金融。它对我们中小企业的发展起到了哪些作用？

中小企业贷款此前一直是一个老大难问题

张可亮：普惠金融这个概念，其实是党中央一直坚持金融发展一定要以人民为中心的体现。之前我们学金融理论都知道，风险跟收益要匹配。中小企业风险就是高，我可能不愿意去做这个事。如果我要去做，一定要收益足够高，能覆盖风险我才做。所以你看，西方国家中小企业融资的利率成本特别高，或者说基本上是得不到资金的。

当年我们国家其实也存在这个情况，每年国家其实都在做这个工作，都在推进这个工作。但我认为之前的思路是错误的，至少没有对症下药。十八大之后这个事情就改观了。国家说给中小企业贷款利率要低，它们还不起，要扶持它们。但做这个事情，很多银行其实是抵制的，因为跟我们学的金融理论是违背的，而且成本高。

我给一个大企业贷款贷10个亿，它一定能还得起，利率哪怕低一点，我是无风险的，我可以获得这些利益。但是我这10个亿要给中小企业贷下去，我可能要服务1万家甚至10万家中小企业，我这10个亿可能都贷不出去，而且贷出去之后可能一部分还不回来，所以成本很高。银行其实是不愿意做这个事情的。

何婕：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央非常明确地一直在推，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之后，坚定地在推普惠金融这个概念，对很多金融机构来说也是一种理念再塑造。

张维为：我自己觉得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历的普惠金融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就是手机支付，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种普惠金融。你现在手机上可以操作很多业务，包括贷款，几分钟就可以批下来，看你的条件、贷款类型、征信记录。但是千万不要忘记，只有中国一个国家做到“一部手机全部搞定”。一个是数字基础设施等硬件，因为你到任何地方，都有网络，都可以支付，其他很多国家都做不到。

何婕：所以现在像各大银行，包括其他银行机构做普惠金融，也已经成为它们的“肌肉记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