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讨论

何婕：刚才罗援将军谈到了观看《沉默的荣耀》的观后感，一度非常感慨激动，我想我们现场的大家都有这样的共鸣。我在看这部电视剧时，特意找了个时间，以近乎闭关的状态连续把它看完，因此那种连续不断的震撼与感动，久久萦绕在心头。张老师也在看这部剧，张老师还跟我说，您跟剧中的历史人物其实也有一些交集。

张维为：这部电视剧的热播，让我看到了一些相关视频，其中有罗将军的，还有何康儿子的。所以当时我就想，应该邀请罗将军来做这个节目。

我与何康有过一些接触，电视剧里有一段提到“有事找何康”，说的就是他。上世纪80年代我刚进入外交部，1983年时，北京有160多个国家的使馆，每个使馆至少每年会举办一次国庆招待会，有的使馆还会有两个活动，比如建军节活动或者女王生日活动等。当时外交部的做法是，大概有六十多个部委，每个部委的第一把手轮流出席这些活动。当时何康担任农牧渔业部部长，我第一次见到他时，印象就非常深刻。他戴着金丝眼镜，英语讲得很漂亮，十分擅长社交，一下子就给人与众不同的感觉。

后来我与外交部礼宾司接触多了，礼宾司的人都说，他们特别希望何康能来参加活动，因为他一来，氛围就完全不一样了。他儒雅自信，知识面非常之广——毕竟地下党工作很多时候需要和国民党的上层精英打交道。

1960年2月，周恩来总理访问了热作两院。总理左侧为何康，何康膝下为其长子何迪。

何婕：历史人物仿佛突然一下子就走进了我们的生活。看过这部剧的朋友会记得，何康是片子一开始不久就出现了的何遂先生的儿子。当时因为何康见报、身份被公开，这马上影响到了何遂先生在台湾的工作，所以他不得不撤离。因此剧中比较早的一幕戏，就是吴石将军送他撤离的场景。您看，历史人物就这样来到了我们身边，与我们当下的情境交织在一起。

张维为：顺便讲一句，我当时不知道他曾经做过地下党的工作，最近看了这个电视剧，我查到他的简历，原来是这样的一种经历。

何婕：看这部剧之所以被打动，除了作品本身的因素，还因为它相对真实地反映了一段历史。当时台湾岛内是怎样一种生态？真的是白色恐怖。电视剧里也提到了，军统（保密局）、中统（台“内政部”调查局）以及各个派系的情报人员，在国民党退守台湾地区后，都在那里开展情报工作。所以，在那种白色恐怖的环境下，咱们的地下组织要展开活动和工作，实在是困难重重。

罗援：台湾当时情况特殊，国民党最后败退至台湾，台湾成了他们唯一的生存根基。此时，大批特务，包括军统（保密局）、中统（台“内政部”调查局）以及军政宪特等，都集中到了台湾，实行白色恐怖统治，这部剧基本反映了这一情况。像吴石，他几乎天天在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下开展工作，可以说他们是在刀尖上起舞、在钢丝上行走，天天都和国民党和魔鬼打交道。对于我们的地下党员来说，这种情况早已司空见惯。

我想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们有一位红色女特工沈安娜，她被称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是蒋介石的速记员，蒋介石核心小组开会的速记工作都由她负责。沈安娜在回忆录中写道，她每天早晨出门，都不知道晚上还能不能回来，所以每天出门前，都要和心爱的小女儿吻别。

我称沈安娜为安娜阿姨，她晚年重病住进301医院，我经常去探望她。后来她不省人事、处于昏迷状态。有一次我去探视时，她的小护工——一个小女孩问我：“罗将军，这个奶奶已经昏迷了，但她经常喃喃自语，我不懂她说的什么意思。”我让她复述给我听，小女孩说奶奶经常说“暴露了，从后门跑”。我一听，眼泪就掉下来了。我们这些红色特工，这种压抑感伴随了他们一生，他们长期生活在这种惊恐之中，但始终保持着对党的忠诚。

沈安娜（1915年-2010年）

何婕：某种程度上，他们随时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哪怕是早上出门、晚上回不来，但是这一天都要神色自若地以最淡定的状态尽可能地去完成任务。

罗援：你看，在这部剧里，聂曦说“我准备自杀”，朱枫也讲“一旦我暴露了，我会以我的生命来保护小组，保护这个情报组织的安全”。

张维为：当时那一代人，包括我们一批最高级领导人，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都历经了很多生死考验。上海如今被称为“魔都”，当年可是“谍都”。

我非常荣幸在1980年代中期为小平同志担任翻译。我第一次为他做翻译时，他问我哪里人，我回答上海。他接着问：“你知道霞飞路吗？”霞飞路就是现在的淮海路，当年地下党在法租界的活动十分频繁。邓小平曾担任中共中央的秘书长，那时工作全靠单线联系，不能记在本子上，他都记在脑子里。他记忆力特别好，相关人员的名字、助手信息以及电话号码等，都要记得。

他自己曾回忆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跟罗亦农接头，刚完成接头离开，后门特科人员做了个特定动作，他立刻意识到罗亦农出事了。果不其然，罗亦农被抓，一个星期后就被判处死刑。罗亦农是当时被杀害的共产党最高级别干部，他是政治局常委，可见当时斗争环境何等残酷。

何婕：地下工作的斗争残酷性极高。一方面，周围布满了敌特人员，他们虎视眈眈，时刻监视、调查着地下工作者的一举一动；另一方面，还可能遭遇叛徒的出卖。东海小组遭受如此巨大的牺牲，就是因为叛徒的出卖。您能不能跟大家讲讲这段历史，讲讲为什么叛徒会掌握那么多情况？

罗援：我们是有相关教训的。需要明确的是，情报工作和地下党的工作是有区别的，现在有些观众不太了解这一点，一提到地下党，就认为他们是搞情报的，其实不是。情报工作采取单线联系、垂直联系的方式，主要流程是搜集情报、甄别情报、整理情报、传递情报以及利用情报，这是一条专门的业务线。而地下党的工作，主要是开展学运、工运、兵运，进行策反、宣传，做统一战线工作。在必要且有条件的情况下，地下党也会做一些情报工作。这两条线不能横向联系，各自独立运作。

台湾省工委和吴石情报组织遭到破坏，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出现了横向联系。就是朱枫既联系吴石情报小组，又联系蔡孝乾领导的台湾省工委，这是在特殊情况下发生的。

我们不能苛求先人。当时是1949年，那时候还没有抗美援朝，我们当时的一个中心工作就是要解放台湾，因此对来自台湾的情报需求非常迫切。所以吴石他们要不停地把最高层的情报传递回来。但他们这个情报组织没有电台，只能与台湾省工委联系，在这种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出现了这种横向联系的情况。

但总的来讲，我们的情报人员和地下党人员必须保持忠贞。当时台湾省工委是五人小组，其中四人叛变，只有张志忠和他的夫人没有叛变。如果都能像张志忠那样，情报组织也不会被暴露。这对我们而言也是一个深刻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