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两位教授好，主持人好，我叫石亚瑄，目前在英国大学读书。我的问题是在建设中国学的同时，我们是否需要一个与之匹配的、独立的学术评价和知识流通体系？中国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可以怎样主动为那些突破西方范式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研究提供合法性认可，而非仅仅鼓励它们适应现有的西方主导的体系，突破这种学术卡脖子困境的关键突破口在哪里？谢谢。

张维为：你讲的一个是知识流通的体系，一个是评价体系。流通体系我觉得一定要努力把它建起来，实际上它现在也客观存在，我们可以把它更加地规范化、规模化、多样化，这个可以探讨。

但评价体系现在有一定挑战，因为实事求是说，就中国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状况而言，特定年龄阶段的部分学者，由于在大学读书阶段，包括博士阶段，深受西方话语的影响，不少人至今还跳不出来西方话语的紧箍咒，但他们往往又掌握许多评价机制的实权。所以我主张，我们也多次公开提出这样的建议，就是采用中国模式的一个最大优势，即进行开辟新局的试点，开辟一些试验田，冲破早已固话的既得利益格局，划一个地方，划一个专业，划一个机构，让你大胆试验，形成好的经验就推广，不成功的就制止。总之，现有中国文科的评价体系远远落后于中国发展的需要和时代的需要。

范勇鹏：对，而且挺困难。这位同学在英国读书，我相信你不仅是观察中国的现象，你在英国本身也感受到同样的现象。其实这是现在世界普遍性的现象，因为任何一个时代，到了这个大变局时期都会礼崩乐坏，旧的知识实际上过时了，新的知识还没生长出来，这时候怎么办？旧知识的掌控者，他是卫道士，要守住这个堡垒的。我们看到美国特朗普采取的是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我干脆断你的资助，干脆让你关门，但这种方法过于粗暴，也不好。有些国家实际上就是躺平，特别像欧洲这种白左思想，对高等教育的垄断没有任何的举措。

我非常同意张老师的意见，就是这个事情要做增量、做试点，这是最好的办法。因为你贸然去做，像特朗普这种野牛冲进瓷器店的办法，最后往往得不偿失。最好的办法就是开辟出一个一个的小窗口、小的试验田。因为现在我们的高等教育体系，实际上是高度单一化的、规范化的。要在规范化单一化大体系之外，给出一点生长的灵活空间，就像我们的关节如果没有了软骨，它就不可能生长了，要给它生长空间。

主持人：我觉得还是要对刚提问的这位女同学要有个鼓励，要鼓励像她们这样的未来的青年学者，要勇于做研究，哪怕这个研究看上去跟前人是不一样的，但那种创新是有价值的，要冲破原来的评价体系，创新还是很重要的。

观众：各位老师，我叫刘昱彤，目前在杭州读大学，很荣幸今天来到这里提问。我想问的问题是，理想的中国学研究者，需要兼具深厚的语言文化功底和扎实的理论学科训练，但在现实中，我们常常遇到懂语言的不懂理论，懂理论的不懂语言这一问题。请问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并做出改变？谢谢。

张维为：人文社会科学一定要有大量的实践经验，比方你研究政治学或者行政管理，你对政治和管理一点感觉都没有的时候就去念这些书，然后出来就以为可以指点江山，那是不行的。所以我觉得很重要是实践。如果过去这方面不足，一定要补。

毛主席是强调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往往是更重要的学习。特别做区域国别学研究，除了读书之外，一定要进行实地调研。我从像你这样年轻的时候就养成习惯，受青年毛泽东的影响，喜欢做社会调研，喜欢到中国各地，到世界各地走走看看，一个地方发生了大事，我就想去，经常一个人买张机票就出发了，当年去以色列，去叙利亚，去黎巴嫩，去乌克兰，都是这样的，实地调研会形成很多感悟。

走完了一百多个国家，我觉得悟出来了，对中国和世界形成了某些整体把握，我就开始写我的《中国震撼三部曲》，这么多年过去了，结果证明当年对很多问题的判断几乎都是靠谱的。

范勇鹏：这位朋友讲到语言和理论这个问题，我也补充一点，确实这是个两难的事情。即使现在很多年轻人的外语普遍地都很好了，但实际上客观地讲，在学习外语上，大多数人其实是没有必要投入那么多时间的，这也是不可持续的。而且即使你外语教育再发达，也不可能做到所有人都能用外语来直接做研究。所以未来，比如说我们就是新翻译也要重视的。另外还有技术手段，比如人工智能也能帮助我们解决一些问题。

她这个问题我再补充一点，其实不光是外语，今天很多学者做学问的一个大问题是，自己的语言文化是不过关的。近代以来，我们追求现代化造成的一些客观原因，但今天要补短板。中国文明跟其他很多文明不一样，我们这个文明的所有密码都是承载在文字里边的，每一个文字在历史上都是有它的根的、有它的传承的。今天我们在说话用的每一个字，其实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它背后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中国文化，其实中国语言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特别简洁精准。我们不仅要在外语、在翻译方面要下功夫，在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传统语言、文字教育上也要下功夫。

张维为：有时候我真觉得蛮可惜的，中国外语专业院校培养了恐怕数百万外语人才了吧，外语人才肯定在各个战线上都发挥了各自很多的作用，但为什么能够用外语，比方说英语，把中国故事讲好，能跟老外进行辩论，这样的学者还是屈指可数，真的很遗憾。所以我觉得这一块，我们一定缺了什么东西。

我个人觉得就把外语当成工具来学习各种东西，增加知识，否则光是学外语，特别还是完全偏重的文学，文学很重要，但只是很小的一部分。社会还有其他大量的需求。我们需要通过掌握外语来扩大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同时也让外部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

我经常讲，你可以是莎士比亚的英文、牛津口音的英语发音，但如果你没有发自内心的知识体系、没有发自内心的中国自信，你讲再多的传播、宣传、讲中国好，人家一看就知道你不自信。相反，你只有500个英文单词、甚至更少，但你具备发自内心的自信，也可以把中国故事讲好。

主持人：回到我们今天讨论的区域国别研究话题，大家都知道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研究自己所在的国家，这非常重要，我们以中国为主体的中国学研究并形成中国自信，对于研究外国也十分重要。当然世界中国学研究也非常重要，了解别人如何认识我们，通过他们的表达、他们的视角，更好地了解他们，这就为文明互鉴创造了条件。

谢谢两位，也谢谢我们现场观众朋友一起来讨论。谢谢大家，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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