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欧洲也好，西方也好，它现在的问题是不能解释自己，也没有办法像以往那样，通过对自我的定义和解释，想要在世界上去赢得更多的红利。我们继续观察美国，因为美国学的研究过往比较成功。当一个国家把自己为主体的国别研究做好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看到它对自己国家有利的那一面。

范勇鹏：首先在战略上，它带来了事半功倍的效果。美国即使如日中天的时候，单靠国力是不能控制这个世界的，但它通过自己的思想体系，就是意识形态，包括利用美元——因为美元是一个信用货币，首先就是你要信我的故事，所以它通过自己的社会科学、通过自己的意识形态，构建起了一整套就像约瑟夫·奈讲的“软实力”。这个软实力大大降低了美国霸权的成本。其实直到今天，从硬实力、从霸权上来讲，美国早已不应该坐在这个位置上了，但它为什么还坐在这个位置上？原因就是，全世界包括我们中国还有相当多的人还在给它打工，我们还在支撑它的这套体系，还在信这套东西，所以它依然能够坐在那。如果大家不信，马上就像皇帝的新衣一样，它就垮了。所以这对一个国家的战略，是有事半功倍的效果的。

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这样一个有深厚历史传统、有强烈道德体系的文明，不应该去做这种短期的讨巧的工作。我们要做的就是我刚才演讲里面讲的，是要为万世开太平，是要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方案的，而不是说我搞出一套现代化理论，然后就用来颠覆别人的政权，去剥削别人的资源。

张维为：西方还有一些话语红利。上次对话杰弗里·萨克斯教授在复旦演讲提到，西方长期处于一种幻觉之中，它自己觉得自己的制度更优越、种姓更优越、种族更优越、宗教更优越等等。西方要从这种幻觉中走出来需要很长时间。这个世界已经完全变化了，但是西方的话语红利还没有消失，在中国国内、在外部世界影响仍然不小。

主持人：您刚刚也说中国学的研究主体应该在中国，当然我们看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研究也很重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但我们要补上的是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观察和认识，

范勇鹏：对，而且我们今天讲海外中国学或者世界中国学依然很重要。从中国近代，我们追求独立、追求解放发展的过程中，它们其实是做了很大贡献的。因为我们这个文明太老了，两千多年，自己的一套知识体系到清末都已经僵化了，这个时候亟需一种新的眼光、新的思想。这时候很多海外的研究——包括有些是友好的研究，有些是做战略研究，就是为了来殖民你的，我们都可以拿来用，所以不管是传教士的还是殖民者的，还是比较体面的学者的，这些东西我们都吸收过来，其实对于我们应对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做了很大贡献。

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研究学习西方或其他一些国家构建主体学和世界知识的体用关系，从里边学习的是成功的方面，要克服的就一个词“傲慢”。西方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它成功了，然后就傲慢了，就开始指点世界，就认为我的这套东西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我们中国人要克服这种东西。

所以世界中国学能发挥的，相当于我们总有个镜子放在这可以照。这方面中国人是有深厚传统的，你看商汤灭了夏，然后自己搞了个洗脸盆，里边就刻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每天洗脸的时候，都要告诉自己要改革，不能傲慢。等到周人灭了商，又开始说自己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我们今天要持续这种精神，不能掉到西方人的这种傲慢里面。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在第二届世界中国学大会分论坛“从世界看中国：文明的赓续与创新”现场 观察者网

张维为：这次世界中国学大会，我有一个发言，我的基本思路就是追溯一下海外中国研究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叫东方学，东方就是从埃及到中国到朝鲜都叫东方，因为基点是伦敦，然后分为近东、中东、远东，中国属于远东。而且那时候的潜台词是这些地区都是古老的文明，死去的文明，没有生机的文明，这是历史上存在的。现在回头看这个路子，本身已经错了。

第二阶段就是汉学，研究中国古代的经典等等，这比东方学进了一步，但基本假设还是东方文明古国不大可能现代化。汉学研究更多聚焦文学、哲学等。

第三阶段就是冷战开始后，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在美国兴起的中国研究，我们现在把它叫作中国学或者美国的中国学，还有欧洲的中国学、海外的中国学。西方形成的中国学，受到西方意识形态和文化偏见的影响，以及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偏见的影响，其背后往往就是历史终结论、西方中心论的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越来越自信了，所以现在我们讲文明互鉴的时候，不是失去自我，过去我们讲文明互鉴的时候，如果失去主体自觉，总认为人家文明更加高大上，我们要借鉴人家是改造我们的文明，甚至不惜拆了故宫建白宫，那就大错特错了。自信地平视外部世界，这样就可以进行真正的文明互鉴了。

主持人：就是完全有主体意识的一种文明互鉴。我们重视世界中国学的研究，同时通过世界中国学者、海外学者对中国的研究，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了解他们的视角，了解他们所在的国家和文明。因为所有的表达，某种程度也都是在定义他自己，他们怎么来看中国，也就代表了他们的一些视野。

范勇鹏：这就是互相的知己知彼。但比的就是谁的主体性强，我主体性强，我就吸收掉你，就是这么一个竞争关系。

【问答环节】

观众：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很荣幸能参加这次节目。我是在央企运营商做产业数字化，同时我又是一个退役军人。刚才我听到范老师提到以中国学为锚点去做区域国别的研究的必要性。这个具体的锚点我们如何去界定，而且锚点因为有它的局限性，比方说出现在西方为中心的主义，我们如何去避免中国中心主义？

范勇鹏：锚点这个概念讲得非常好，其实真的是像一个船下了一个锚一样，你不管怎么漂移，要有自己的中心。拿我们中国传统文明来看，我们中华文明的锚点是非常清晰的，而且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理性的锚点，所以我们产生了一个以实事求是为基础的文明体系，持续了好几千年。

那么西方现代文明的知识体系有没有锚点？它也有，有现代科学，也有社会发展各个方面的科学研究，但它也有它的问题，它很多是锚在宗教意识、锚在某种形而上的东西之上，所以今天暴露的很多问题也是这方面的问题。

中国今天要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比较中西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我们就很清楚地知道，我们要锚在自己的根和魂上，要锚在科学理性，锚在实践上。只要是在这个锚点上的知识体系，就不会是这种神棍式的，也不会是傲慢的，因为它是讲究实际的。

从这个常识上来讲，任何一个人看世界都是以自己为起点的，所以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他看世界也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所以我们反对的不是以任何人为中心，包括今天我们批判西方中心主义，批判的不是西方中心——因为一个西方人看世界必然是带着西方的眼镜，我们批判的是，拿着你的尺子来硬卡大家的这样一种主义。

未来我们看世界一定会带有中国人的视角，带有中国人的风格，带有中国人的感情色彩，这恰恰也是主体性的体现，也恰恰是我们的优势。我们有句老话，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但我们不会成为一种中国中心主义的东西。

张维为：我觉得勇鹏讲得很好，因为我们的核心原则是实事求是。我个人认为如果有一个东西是真正的普世价值，那就是实事求是。问题本来是什么样就怎么样，尽量客观地，不多一分不少一分，把握真实的世界。

中国希望百花齐放，你不要跟我一样，只要符合你自己国家民族的实际情况，你就是正确的，你就可以找到你自己的成功之路。这些都属于实事求是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