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张老师刚才在演讲中也提到《华盛顿邮报》的记者采访您，我发现他们提出的问题以及背后的思路，仍固化地认为三国之间的大国关系，总会演变成联合其中两个国家来对付第三个国家的模式，无论这两个国家具体是哪两个。这是西方的一种固有认知吗？

张维为：确实是，只要经常关注西方主流媒体就会发现，像美国那些由自由派民主党操纵的媒体，背后往往是金融大鳄，它们发布的内容基本上都是些老生常谈的套话。

这些媒体确实缺少想象力，有时候真的很同情它们。它们能不能跳出固有思维，去想象一种不同的关系？比如，双赢（Win-Win）有什么不行的，多赢又为什么不可能实现？它们却觉得这不太可能。还有中国提出的观点，比如先从小的做起，再逐步扩大，它们觉得这也很难理解。我觉得它们的条条框框太多了。

我也接受过一些西方记者的采访。一开始，他们跟你讲得特好，说你的观点很有道理，还表示一定会如实报道。但最终报道出来时，只报道了你讲的一部分内容，甚至根本不报道。这是因为他们上面有讲究政治正确的人在把关，如果报道完全反映中国或俄罗斯的观点，恐怕他们的饭碗都保不住了。

主持人：我想起之前我们节目邀请新加坡前外长杨荣文先生来做客时，他举了东盟的例子。他说，中国对东盟非常尊重，我们与东盟是合作伙伴关系，但东盟也可以拥有其他合作伙伴，我们并不会觉得这有什么不可以。我觉得这个就体现了基本的尊重。就好比我们的大国关系，我们与俄罗斯是合作关系，俄罗斯同样也可以拥有自己的合作伙伴，哪怕这个合作伙伴是美国，也没问题。不过，对于西方人来说，这可能是一种理念上的突破。

刘军：对，基辛格当年有一句名言。他是研究现实主义的，他曾说过，当我们面对两个对手时，会选择较弱的一方，联合起来共同针对第三方。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而言，其所谓的国际问题研究基本上就是敌人研究，因为有共同敌人的存在，所以它要去结盟，要联合起来共同针对第三方，这就是它的外交逻辑。

从近代以来的国际关系历史来看，联盟和权力政治确实一直是主流。但是，正如中国国家主席所言，我们的身体已经进入了21世纪，脑袋不能还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时代。

张维为：而且，我们现在自己已形成一整套理念和做法。例如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我们倡导共商、共建、共享；在法律领域，我们成立了国际调解院。可以说，在方方面面我们都开始有自己的东西。这次中国-东盟-海合会的合作机制，也很了不起。

所以我认为，这当中包含很多创新方法。中国自身实力增强之后，我们所做的很可能就会成为一种国际标准。如果你不接受，我们也会明确提出，只要多数国家接受就行。最终，你可能会逐步接受，或者至少接受其中的一部分，因为形势比人强。

主持人：在《联合国宪章》中，调解是解决国家间冲突矛盾的一个重要方法，但是很少有人用，大部分更倾向于通过诉讼、仲裁等方式来处理争端。实际上，调解是一种非常温和且有效的方式，大家可以敞开来谈，以最小的成本达成最大公约数。以往可能也有国家进行过调解实践，但缺乏这样一个专门的平台。而这一次，中国搭建起了这样的调解平台，而且放在了香港。

张维为：调解（mediation）这个概念在《联合国宪章》中早已存在，但是从来没有成立过这样的机构。现在，我们从宪章中找到这个概念，并结合中国自身的大量实践，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拓展。

联合国相关文书里，除了我们熟知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以及各种各样的权利委员会和小组外，《联合国人权宣言》中还有duty（责任）和responsibility（义务）等概念。基于这些概念，以后或许可以成立一个联合国国际责任委员会。中国可以积极推动这一举措，因为我们一直强调权利与义务、权利与责任的平衡。国际调解院的做法是很有启发的。对解决国际争端，不能光是依靠西方的话语和实践。

国际调解院公约签署仪式在香港举行。 图自中国外交部

主持人：对，关于国际调解院，我们对其功能的完善并非完全另起炉灶，而是在整个《联合国宪章》框架下进行的，只是过去几十年里，一直没有人去做这方面的工作，如今中国有能力了，便以我们的方式参与国际治理，这实际上是对国际治理的一种极大完善。

另外，刘教授，我想问一下，在您这个阶段对俄罗斯的访问过程中，您感受到当地学者对俄美关系，包括俄乌冲突后续发展是怎么看的？

刘军：我们这次先在莫斯科停留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前往圣彼得堡停留了一段时间。回顾去年，我们从远东出发，途经哈巴罗夫斯克、伊尔库茨克，一直到新西伯利亚，这一路走来，所谓的战争影响其实很小。当地老百姓安居乐业，街上虽然有一些征兵广告，但并没有强制动员的情况。这体现了普京对于前线和后方进行分离的思路，尽量保证后方国内老百姓生活的平静，让工作和生活都能正常推进。

关于俄乌冲突，特朗普曾声称能在24小时内结束，但俄方学者表示，别说24小时，就连24周都很难实现。总体而言，对于俄乌冲突，俄国人，包括普通老百姓和学者，都非常希望和平，希望战争能够停下来，但他们更希望从根源上消除冲突。他们不太愿意主动谈论这件事，除非你主动问起，毕竟这是斯拉夫文明内部的冲突。

张维为：另外，从美国方面来说，它实际上面临着很多困难。首先，美国国会通过了《反通俄法》，并且实施了上万条各种各样的制裁措施。要取消这些制裁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是《反通俄法》，可以用来指控相关行为，一旦立法，很多方面若要修正就非常难。

中国改革开放一路走来，我们对立法是非常慎重的，先是通过行政措施或有关规定，反复实践之后，等条件比较成熟了，再变成法律。这些都是美国应该借鉴的经验。

主持人：我们绝不会像美国那样，仅仅因为政党选举的需要或是出于政治操弄的目的，就轻轻松松、随随便便地出台一个法案。这种法案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能在短期内获得政治利益，但某种程度上也完全捆绑住了自己的手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