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我补充一点，杨教授讲得很好，就是我们在进行国际传播的时候，讲好普通人的故事。实际上大量的国际传播是不涉及政治的，就是谈文化，甚至谈餐饮，谈一个古建筑，谈文物保护等等都可以，都会有很好的受众，只要你做得好。但有一点就是，我们做传播的人，我们的学者，要有充分的政治自信，这个太重要了，因为几乎你避不开的，任何时候突然他问一个政治问题，任何场合，任何事情。比方上外要举办国际新闻教育大会，我可以想像多少西方人要质疑你们。所以你就必须要回答这样的挑战。只有你有自己的政治自信和中国话语，你可以反问他，你认为你们这个叫新闻吗？这是假新闻吧？我们可以用很多西方学者研究的成果来证明，他们的许多新闻变成假新闻了，你可以反问他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你可以质疑西方。

主持人：张教授一直在说，要有中国原创的话语体系，但它是一个漫长的建构的过程，我们先要解构，然后建构，那您觉得我们综合过去这些年的努力，再看看我们下一个阶段，还可以在哪些地方有突破？

张维为：因为在座的不少都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师生，外语表述太重要了。我举个例子，当时出版《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时，“中国震撼”怎么翻译，当时请了两个人翻译了该书的第一章，后来我看看还是翻得不好，我就自己来翻，很辛苦，翻得很累。

我开始想看看人家怎么翻译的。比如中文里很简单一个词：震撼，它指的不光是物理上的震撼，也指心灵上的震撼，英文中找不到完全对应的词，他们开始翻成China Shakes，但这个是指物理上的震撼，这样翻译的话，这本书就失败了。后来我花了很多精力，跟几个朋友商量，最后我们用一个词叫China Wave，中国浪潮。

翻译本身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进行国际传播时，特别是我们的一些很好的学者，如果你的作品没有被翻译得很好的话，那会非常之失败，要么你自己英文好，或者其他语言好，你自己翻译，要么你找到真正懂行的，外语好的，理解你的，认同你观点的人来翻译，这样传播效率会好很多。    

主持人：对，这个翻译的效果，自己翻无人能出其右。不过张老师刚才提供了又一个视角，当我们在做传播的时候，你也得了解对方，如果你完全不了解对方，你就光顾着介绍自己，那可能对方也很难，用我们现在的网络语言说，领悟到你的点。

郭可：我觉得就是要了解对象国的情况，我们目前亟需要做一件基础性的工作，尤其作为高校、外国语大学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基于一些不同的区域国别开展外宣的数据库案例的收集。现在这个工作实际上已经在做了，但这个事情不是那么好做的，需要大量的投入，而且需要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做基础性研究。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只是开始，而且也不光是一个大学就能完全把这件事情做好的，它要有一个社会化的体系来支撑。我觉得我们国家已经到这个时刻了，就是我们不是懂一点俄语就好了，我们要深入去了解每一个国家跟我们国家的关联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假如说我们不能够从这个基础性的角度去理解、研究这些差异，那么我们的国际传播在今后还会遇到很多困难。

主持人：郭教授提出一个非常有启发性的命题，我们一直说年轻学生承担的责任未来可能很重大，不只是说在国际传播中可以做一些工作，他对于中国了解世界、世界了解中国，可以沉下心去做重要的桥梁工作，可能很多事情不是在表面上能看得见的。   

埃及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务区，由中企承建。图自新华社

郭可：我们有个同事，他是跑到非洲去搞田野调查，回来以后跟我分享了一个故事，我真的是深有感触，在这一块像美国等有些国家，它确实做得比我们早。比如，在某一个矿区的投资，我们因为不了解这个矿区的一些前期数据调查，可能要挖10米以后才能挖到某一种矿，这样成本就高，但是美国人他点的这个矿区，都是挖个1米不到，真的矿就出来了。这就是把基础性研究，直接转化为生产力。所以我觉得国际传播今后拼的是这种基础性研究。  

张维为：这就是我们要借鉴的西方经验或教训，因为他们是从殖民主义起家的，所以长期以来有非常明确的经济目的和政治目的，经济目的比如我就是要搞清楚哪里有矿产，日本也这样做，德国也这样做，英国、法国、美国都这样做。我们这方面没有做过，那么现在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我们要充分认识这一点，我们要做大量调研。另外就是政治情报，因为西方是要把人家分而治之，把你给搞乱，他们就研究你们有什么矛盾，怎么挑拨，西方是非常明确的。我们现在反其道而行之，我们要去研究各国的具体情况，看怎么促使他们内部的团结，促进他们对中国的友好，这方面有大量的工作可以做。

提问环节

蒋吉衣：各位老师好，我叫蒋吉衣，然后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学专业，我之前也有过一些和国际传播相关的实践经历，主要就是把一些中文新闻编译成外文报道，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发现我们在做编译的时候，不仅仅需要考虑到国外受众的阅读习惯，同时也要能够传达出具备我们中国立场的一些思想和话语。所以我想请问各位老师如何看待这其中的矛盾性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张老师有过在外交场合翻译的经历，我也想请问在这样非常重大的外交场合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如何兼顾到刚刚提到的这两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