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文明型国家”话语是一种比较全面、比较透彻、比较强势的中国话语，它的全面性体现在它对中国与西方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一个比较整体的把握，某种意义上揭示了文明型国家的发展规律，也就是说历史上中国长期领先于西方，这种领先有其深刻原因。18世纪开始中国落后了，错过了工业革命，有深刻的教训，但中国现在又通过自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赶了上来，并正在越来越多的方面实现对西方和西方模式的超越，这种“赶超”的成功也有深刻的原因。

中国今天成功的原因和历史上领先西方的原因，是一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所以“文明型国家”完全拒绝西方“西方中心论”和“历史终结论”的理论预设，拒绝所谓的从极权主义，经过威权主义发展到西方民主制度这种荒谬的逻辑。有了这种对中西方发展大势的整体把握，我们在第一时间内对许多国际事件做出比较准确的预测。比方说，我们率先在世界上提出“阿拉伯之春”将变成“阿拉伯之冬”，我们率先提出美国将彻底输掉对华贸易战和对华科技战。

“文明型国家”话语的透彻性也表现在它聚焦建构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底层逻辑。比方说，我提出在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引领下，中国“文明型国家”的“四个超”：人口、地域、历史、文化，都是中国崛起的最大优势。一旦我们放弃中国道路、放弃中国模式、照搬西方模式的话，那么中国“文明型国家”的最大优势就会变成中国的最大劣势：“百国之和”将变成“百国之异”，强调共识的政治将变成强调对抗的政治。“百国之和”的人口将成为中国混乱和动荡的温床；“百国之和”的疆土将成为四分五裂的沃土；“百国之和”的传统将成为无数传统纷争和对抗的借口，我们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将化为泡影。

至于强势性，“文明型国家”理论在不少方面实现了对西方话语的“范式重构”和“降维打击”。比方说，我提出“文明型国家”的“良政还是劣政”范式超越西方“民主还是专制”的范式、中国“民心”和“民意”结合的模式超越西方仅仅依靠“民意”的模式，中国“选拔+选举”的制度超越西方单是依靠选举的制度，中国“混合经济”模式超越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中国“自由”与“自律”平衡的价值观比西方的“自由绝对化”理念更具现代性等等。

今天，“文明型国家”话语已经成为国际政治叙事的主流话语之一，背后是这样三个基本的事实：第一，中国以西方不认可的中国模式、以高度的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迅速崛起，这已改变了世界格局，震撼了整个世界。第二，具有独特文明传统的其它非西方大国也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崛起。第三，西方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模式都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世界迅速进入“后西方时代”、“后美国时代”。这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呼唤去西方化、去美国化、去西方话语霸权。换言之，在这个新时代，许多国家和利益群体需要新的理论、新的话语，而“文明型国家”理论部分地满足或者回应了这种需求。

我们通过比较长时间的，比较扎实的原创性的研究，向世界推出了一整套经得起国际比较的中国理论、中国话语和中国标准，它们经受住了过去十几年全球发展和危机的考验。这自然引来了外部世界的关注、反思、解读、演绎，当然也有争议甚至歪曲。但精彩的是，我们提出的这一切已经创造了重要的国际存在感，西方和外部世界已经绕不过这种存在感。当然“文明型国家”理论也将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和深化。我们也务必再接再厉，力争以更多的中国理论、中国话语继续影响乃至引领这个世界，为中国和人类的进步做出我们中国学人应该做出的贡献！好，今天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两会期间，外媒记者将镜头对准中国武警，完成他们想要的“完美构图”。

郭可：

刚才张教授谈了国际传播需要的中国自信和中国的话语。确实如此，在这个新的时代，我们的国际传播事业需要自信去塑造我们中国的话语。今天主要想谈谈新时代的国际传播的新的趋势以及大学的角色问题。

新时代国际传播当中面临的三大趋势：

第一大趋势就是国际传播的格局多元化和“东升西降”的趋势日趋明显，20年以前，在我们整个国际传播的格局当中，“西强东弱”是毫无疑问的，西方国家在国际传播当中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但是20年以后的今天，像我们中国、俄罗斯、阿拉伯国家还有部分非洲国家，独立地发出的声音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响亮。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强调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主张。近年来，这些中国的概念、理念以及一些话语体系在国际传播当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可，最近关于一些涉疆问题，我们国家能在联合国挫败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图谋就是一个例证。

第二点我想讲的就是内宣和外宣，通过一些翻译手段以后，它自动形成了一些国际舆论场当中的一些流传。20年以前，我们的内宣和外宣基本上是泾渭分明的。但20年以后，内宣和外宣的界限也变得越来越模糊。我们国内传播的一些言论，可能也会在国际上掀起一个巨大的舆论点。比如最近，网友通过微博，对于俄乌冲突初期的一些走向分析，以及像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被枪杀以后，网友对中日关系发表的一些言论。这些中文言论引发了国际舆论场中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士将其与官方态度混为一谈，以此来指责我们国家和政府，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注意的一点。

第三点就是国际传播这个概念涉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出现了我讲的叫“国际传播+N”的这个模式。因为过去国际传播主要是以宣传新闻的内容为主，而且主要是以广播、电视和报纸等等主流媒体来开展国际传播的一些工作。但随着数字化的不断应用，国际传播现在越来越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也涉及到了原先跟国际传播不那么相关的社会领域，这也是为什么我国提出了要开展“人人国际传播”的概念，因为只有当人人都参与到国际传播的工作当中来，才能解决国际传播面临的新的挑战，这样才能够用我们自信的态度去塑造好我们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

所以，面对新时代的国际传播上述的三大变化，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又在倡导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与美西方国家充满掠夺性的殖民文化完全格格不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美西方国家一直把中国作为一个唯一能够系统性、体制性地挑战二战以来以美西方国家为中心的国际秩序的社会主义国家。

正因如此，美西方国家在国际传播当中，各种反华的言论不断，且反华国际舆论的力度和广度前所未有，几乎是不择手段，我可以这么预测：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国际传播当中美西方国家涉及中国的一些国际舆论的博弈态势可能会愈演愈烈——我的感觉是没有最坏只有更坏，对此我们也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