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规划不光是中央一级，省一级与市一级都是有规划的。我们现在的规划是非常体制化的，甚至可以推算出时间来。比方说，每个五年计划完成前的一年半左右，我们就会开始下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每年也有一次经济工作会议和“两会”。所以你仔细看以后就会发现，中国经济的增长的趋势跟这些都是有关系的。有一个新的规划出现，比如要在哪里建高铁或者别的什么东西，老百姓就知道这是我们投资的新目标和新方向，就会产生新的需求。

主持人：对，就像5G，很多人可能觉得现在的网络已经用得挺方便了，会想不出5G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是因为你还没用过，当5G未来真的在你生活中铺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跟它是要热烈拥抱的，它可能无处不在，这个就是供给会引导需求，需求又会刺激供给。

吴新文：这次习总书记的座谈会，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体现出了我们这个中国体制有巨大的灵活性。在每一次做重大的决策、国家重大的规划出台之前，会征求各方面意见，这是我们中国式民主的一个重要表现。

我们的灵活性表现在，外面的状况变化了，我们在做决策、做规划的时候，能调整自己的方案。大家提出意见了，我们该调整时就要调整。比如说这一次我们提出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这就是一个重大的变化。

问答环节

Q1：主持人好，老师们好，我是一名90后，也是一名党务工作者。我想请问一下老师，当前这种比较复杂的局势下，西方社会或者说美国，可能会在宣传工作中采取更为激进的方式，那我们普通人如何甄别各种具有迷惑性的话术？我们又如何通过这种思想解放养成冷静的、理智的思辨能力？

张维为：我觉得总体上我们不需要特别担心，因为我发觉我们的年轻人，90后、95后的政治意识已经相当强，真是后生可畏。美国有个人叫主持人叫崔娃，他的全英文的、很长的节目他们都可以看下来，甚至能理解他的幽默。我们参加的一些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国际辩论放在网上之后，他们也都能看完，而且有着几十万的点击量。这就证明这一代年轻人有相当强的鉴别能力，不用太担心。

我上次就讲，我们受过初中教育的人讲话都知道辩证法。但美国领导人特朗普没有这个能力，蓬佩奥也没有。所以我觉得对付这样的人特别容易。

吴新文：西方在比较有自信的时候，是会花言巧语的。他们相信自己的那套软实力。但现在他们变得越来越激进，讲话也越来越极端，我觉得他们都有点气急败坏，甚至失态。这就说明他们对自己的软实力不那么自信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可以让我们广大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青年人用一种理性的、平和的心态来看待，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来应对他们，我也觉得问题不是太大。

主持人：两位都非常自信，确实要相信我们中国青年人的共情与思辨能力。我们再来看看这边的观众有没有问题。请提问。

Q2：两位老师好，主持人好。改革开放之后，人们的思想越来越和国际接轨，但一些西方的观念也深入人心，比如说个人追求财富和及时享乐这些，那我们如何在这场思想解放中向外宣传出我们中国特色的思想和价值观，来创造出一个更加多元、更加健康的一个这样的文明的社会？

主持人：请坐。也就是说我们不光要破除迷思，还要构建我们自己好的东西。

吴新文：德国有一个大哲学家尼采，他就曾经想象过，在未来的自由民主社会，很多人吃穿不愁了，就开始追求享受，追求安于现状，趋乐避苦的生活方式。尼采把这种人看作“末人”，就是“最后的人”。实际上这是种堕落的人。我觉得在我们中国，人们对“末人”的这样一种思维、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有一种抵制。

比如说我们儒家的思想讲“成人”，这个“人”是有多重维度的，其中一个就是精神的维度，要有道德，要承担责任，甚至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然后儒家讲要有向上心，要成贤成圣，不能满足现状，不能仅仅满足在金钱、物质的领域。如果只关注这些东西，在儒家看来是堕落的表现。

明末思想家顾炎武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该图为昆山亭林公园中顾炎武的雕像（图源：简书）

而马克思主义也认为，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我们要想在这个世界上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一定要把个人融入到一个更大的事业当中。这样才能最后得到所谓的“永恒”，生命的意义才能充实。这些思想我觉得完全可以对享乐主义、“末人”等概念形成一种遏制。

主持人：所以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要义当中去寻找这个力量，就像您刚刚说的儒家学说要求我们人要做终生修炼。

张维为：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文化没有中断，是个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民族，实际上只要随着中国富裕起来，人们逐步开始就会对文化产品、精神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中国文化的复兴自然而然就开始了，而且还融入很多现代的元素，所以它是很精彩的，而不是固定的、僵化的。

Q3：我叫吴晗。我的问题是，在如今中国的环境下，不同的年龄和层级之间存在着差距，这种差距其实会影响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向。那么我们是否能够以一种标准化的方式来看待思想解放的现象呢？以及在解放思想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矫枉过正的现象，比如说全盘否定西方，我们该如何把握一个合适的度呢？

主持人：要不要给思想解放有个标准的说法，因为可能不同的年龄层，不同的干工作的人，想法不一样，是吧？

张维为：在观察了这次的思想解放之后，我做了一个概括。我觉得这场思想解放到最后需要我们党中央来决定。可对我们每个个体来说，这是一个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且是民间的自然而然形成的。所以它不会去追求某种刻意的标准，但基本上就是美国神话跌下了神坛，人们的思想从美国模式解放出来，我觉得这个非常之重要。然后我们看问题，或者看中国和看美国，就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标准。

但同时，我相信它自然而然地也会取得一种平衡。因为中国文明总体上是一个热爱平衡的文化，不是走极端的文化，而且是一个“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文化，总是不停地看到人家的优点。所以本质上不用太担心。完全否定其他国家的个案会有的，但肯定是少数，大部分人还是能够平视西方，可以很客观地看到他们的长处与短处，不会盲目迷信了。美国标准只是一种标准。

主持人：事实上，因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实践证明，美国人做不了的，我们也能做，而且能做到世界超一流。

吴新文：思想解放有没有一个标准和尺度呢？我认为是有的。一个重要的标准和尺度就是这个思想是不是能跟现实的规律以及发展趋势能够大致地符合。

孔子说“三人行必有吾师。”我们对美国实际上还在学习。它的好的、先进的东西我们是要学习的，不过我觉得还是要注意不要把学习变成完全的照抄照搬，甚至于把自己的主体的地位都丢了。学习人家是为了变成更好的自己，不是为了变成美国，而是要成就一个更好的中国，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