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G改变的不仅仅是通信，它将改变整个社会的运行模式、管理模式。”

8月2日，在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第68期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院长张维为教授和国内知名通信业专家项立刚老师，共同探讨中国新基建建设。观察者网整理节目内容，以飨读者。

张维为：

中国过去数十年的迅速崛起震撼了整个世界。对亲身经历了这一切的普通中国人来说，感觉是这个国家不停地有兴奋点，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个令人兴奋的目标，而这个目标呢，又迅速转化为具体行动，就这样国家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再上一个台阶；虽然我们也经历过各种沟沟坎坎，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是每隔几年就上一个台阶，国家面貌也随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些兴奋点包括70年代末开始的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建设、80年代末开始的沿海开发战略、90年代初的浦东开发开放，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城市群崛起，从乡镇企业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到今天的“一部手机全部搞定”，再到在展开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毫不夸张地说，一个普通中国人过去数十年的生命体验比其他国家的同龄人要丰富得多，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从工业文明到信息文明。我们感激这个伟大的时代，感激这个伟大的国家！

过去几个月里的新冠疫情，正使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战疫打得干净利落，但西方战疫打得拖泥带水，真不知道西方主要国家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出现拐点。党中央已经明确提出要做好长期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准备，出台了一系列具有高度前瞻性的规划和举措，其中“新基建”特别引人关注，因为这很可能是要改变世界未来格局的。3月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明确要求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其实，早在2018年的时候，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明确提出，要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一年后，2019年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强调，要着眼国家长远发展，加强战略性、网络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在中国人眼中，危机，既是危也是机。这次疫情爆发带来的世界经济衰退，又促使中央决定“提速”新基建的发展速度。我个人认为这将是一个影响我们未来几十年的伟大规划，而且一定会成功！

这次举国上下共同防疫期间，大家都体验到了宅在家里的数字化生活，数亿学生在线上课，数亿人民在线办公，几乎所有的生活物资交易都在数字平台进行，几乎人人都有自己的健康码。换言之，在现实世界停摆的时候，中国以“一部手机全部搞定”为代表的数字世界，撑起了一种世界其他国家罕见的全新生活方式、一种数字技术带来的震撼，当多数西方国家今天还在使用现金、支票、信用卡的时候，中国整个国家已悄然进入无现金社会，一切物资都可以最快速度配送到家，应该说我们在数字技术的应用方面已经走到了世界最前沿，现在我们还要全面提升中国数字技术、数字世界基础设施的水平，这能不令人激动吗？

那么“新基建”，究竟新在哪里？首先，这是相对于传统基础设施而言的，传统基础设施我们常说“铁公鸡”，铁路、公路、机场等，而“新基建”的特点是与高新技术发展紧密相连，是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的载体。

第二，“新基建”是建立在中国今天全新发展水平之上的。哪怕是换到17年前，也就是2003年非典爆发时、甚至换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时，“新基建”还难以成立，当时5G基建、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等，要么不存在，要么只是非常有限的存在。同样，换到绝大多数其它国家，“新基建”恐怕也不能成立。不少西方国家也在谈论新基建，但我个人认为在世界上大概只有中美两个国家有这样的新经济水平、市场容量、技术能力，而且我个人认为中国势头是压倒美国的。

第三，新基建新在投资方式。我们常说，经济增长主要靠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外贸，所以增加投资是振兴经济的一个必然选择，但经过多年发展，传统基础建设投资的边际效用有所下降，新基建投资将更有利于对冲疫情带来的经济下行。同时，我们也知道，传统基建投资主要是政府主导，而“新基建”的投资更多是政府与市场的结合，民间投资在其中将发挥更大作用，而且会越来越突出。

第四，新基建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实质性进展。我们要通过高新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新基建瞄准的是未来重要技术进步的领域，它可以在短期内创造就业和增长，同时也促进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带动一大批新业态、新产业、新服务的发展，推动中国实现从第三次工业革命到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跨越式发展。

第五，新基建还“新”在消费，也就是说它能满足中国消费提升后许多新的消费需求。过去几个月的战疫中，网游、在线教育、远程办公、远程会议、短视频、长视频、在线零售、物流快递等消费需求井喷式出现，背后是人工智能、大数据、云技术等超大规模的运用。所以着眼未来，在外部经济坏境恶化的当下，我们觉得满足这些新增长的国内新需求，无疑是振兴经济的一个主要手段，它可以有力促进我们国内消费的升级。

谈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感佩，中国模式的规划能力和执行能力。这使我想起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时1952年2月，朝鲜战争还在进行，中央决定编撰第一个五年计划。毛泽东主席指示要优先发展重工业，这是确立国家独立地位的迫切需要，因为没有钢铁就被人欺负。“一五计划”由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组织，陈云、李富春等领导人参与。当时，中国没有编撰发展规划的经验，所以需要借助苏联老大哥的帮助。1952年8月，周恩来总理亲自率领一个庞大的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带着“一五计划”初稿，去征求苏联专家的意见。

新中国成立不久，抗美援朝如火如荼，大家都怀有强烈的爱国心，恨不得我们国家能一夜之间富强起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由于缺乏经验，在计划的初稿中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例如，5年内要修建1万公里的铁路，而那时全国铁路总共才3万公里，还是从清朝晚期到北洋军阀、国民党时期，花了数十年修建起来的。苏联专家一听说中方要在五年内修建1万公里，就坦率地说：“你们根本做不到。”他们连珠炮似地质疑中方人员：“你们要修1万公里，铁路器材谁给？你们需要多少机车，需要多少车皮，这些机车和车皮又让谁来维修？电动机车要多少，主要是用蒸汽机车，每个车站都要有上水设备，风、水、煤、电、气，这一套东西怎么解决？”中方人员无言以对，只能不停修改，使规划越来越务实，最后把原来的计划砍掉一半，改为修5000公里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