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中日韩自贸协定，讲起来话又长了。总有一个力量牵制三国，不让它们谈成。当初韩国总统卢武铉尽力想要推动，但最后韩国国内把卢武铉搞下台，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也是尽力要推动，最后下台；谁要推动FTA，谁就要下台。最近，2019年年底，中日韩真的走到一起，草签了一份FTA，实际上原本是2020年下半年准备正式签订，签订以后，韩国、日本、中国三个市场就能连成一体，这个大市场甚至超过欧盟市场、美国市场。

所以在疫情过程中，加快中日韩FTA签订以及实施，这是一个可以预见的前景，我相信通过疫情地区合作机制，加快经济合作机制，使三国连成一体，这是历史给我们创造的一个机会之窗。

那么到这里是不是就结束了呢？还没完，只有中日韩三国FTA还不够，我们还有一个更高、更大的地区合作机制，就是东盟+3，即10+3。从北往南，日本、韩国、中国，南面一直到整个东南亚，包括印度尼西亚，甚至到澳大利亚，这一条线全部连成一片，

这个有什么意义呢？意义太大了，美国所谓的“第一岛链”，是冷战的一条防御线，现在我们把这条线变成一个自由贸易协定的大经济区，“冷战”打不起来，利益共同体就形成，命运共同体就起来。

我相信，日本朋友、韩国朋友以及广大中国同胞们，都盼着这一天。历史上，三国就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着几千年的共同文明交流，很多时候读一样的古诗，看一样的古书，讲一样的传统文化，礼节、服装、食品都有很多共通之处。只有在近代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头，有着各种各样的历史恩恩怨怨，但有着两千多年、甚至三千年的历史交往。这次疫情发生，有可能使我们超越历史的恩怨，使亚洲、特别是东亚中日韩三国真正地成为友好邻邦，成为一个经济一体化的大市场。

何婕：刚才两位在演讲中，对疫情之下中日韩三方的合作琢磨非常多，所以我们今天讨论亚洲命运共同体，就先从中日韩这个切口切入。刚才张教授特别引用了日本朋友在捐给中国的物资上，写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中国也是如此，像马云捐给日本的防疫物资上也写着“青山一道，共担风雨”。这次字句，就像文化密码，也如同黄教授提到的，东亚几个国家的人民读一样的书，有一样的礼节。所以，当我们在说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时候，是不是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

张维为：是的，我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到中国来访问，当时要签一个建交联合声明，但中途发生了很有意思的情况，这种情况只能出现在中日之间或者中韩之间，不可能是中美之间。因为当时《中日联合声明》实际上是要日本跟台湾断交，但日本出于种种原因不希望把这个词写在公报里面，双方最后没有将此落在联合声明里边，后来周总理和田中角荣会谈，周总理写了6个字，“言必信，行必果”。然后，田中角荣也写了几个字，如果没记错的话，是“信为立国之本”。这就是两种文化共同信奉的“仁义礼智信”里边的“信”，像这种情况在中美关系中是没有的。所以有时候我说，把这个文化共同体建设起来的话，对推动中日、中日韩的合作会很有帮助。

黄仁伟：是的，刚才张老师提到田中访华，毛泽东主席送给田中送的礼物就是怀素的草书，一本怀素的字帖。日本人把它看作至高无上的礼物，因为唐代的草书传到日本，才有日本现在的假名，当然我们也跟日本学了很多，近代的很多汉语词汇也是来自日语。

何婕：所以我们一直说亚洲各国是文化相近，而现在疫情之下，三国的合作会越来越让我们发现这个共同点的重要性。刚才黄教授还特别提到一个概念，就是疫情之下中日韩要加强合作，联防联控机制要赶紧建立起来，而且建立起来，不光是对三国有好处，还对其他亚洲国家地区，乃至全世界都有好处，您能否再解释一下这个好处意义体现在哪里？

黄仁伟：如果我们三国把疫情每一天的变化都互相通报，就像我们国内各个省之间，所有数字都是透明的。同时，隔离措施、控制措施、医治方案等等，早一点把成功救治方案给对方。再者，就是流动，我们今天有多少人要去你那里，你那里有多少又要到我这儿来，这个要全部在掌握之中。而要做到这一些，没有国和国的信任，是不会提供这些数据的。再比如病例里头的详细过程，一个一个互相交流，这也是需要相互很信任的。

何婕：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向外发布，一是不同的省区市各自数据，二是大量临床诊疗的观察和意见都在宣布，包括我诊疗方案现在已经出到第七版了，每一版都会有些微调，但是要把这些临床诊断出来的经验、结果告诉全世界。

张维为：我是经常讲，某种意义上中国正在重新界定现代化。前面黄老师提到的这种机制非常重要，比如韩国现在想建类似武汉的方舱医院，怎么建，我们有成套经验，如果你有一个机制，我们很快就可以派专家过去给你指导。如果整个东亚三国采用的防控方法，既有类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最后能真正走出疫情，这个经验对全世界真的很有帮助。

何婕：我们说对解决世界难题，也可以提供东亚智慧。刚才说到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建设的时候，我们说到了文化基础，又说到在疫情当下对这种共建的推动。想问问两位，疫情中建立起来的这种互相借鉴、沟通机制，在疫情退散之后，它还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黄仁伟：“患难见知交”，中国人一直用这句话，平平常常的时间，十年也没有患难中一周的时间对人了解得深。

张维为：对。这次有一个细节蛮感人的，我看了报道，被中日两国的很多民众感动了。武汉疫情爆发后，日本朋友送了大量的口罩等等，然后日本疫情爆发后，一位中国在日本的女留学生在日本街上放了一个箱子，里面全是口罩，说这是来自武汉的报恩，很感人；“知恩图报”这个理念，在中日韩文化中都有。

何婕：除了文化这些之外，中日韩很重要的黏合剂就是经济。还是举一个疫情之下的侧面为例，口罩，大家都知道刚开始，口罩特别特别地紧缺，湖北仙桃是全国最大的无纺布生产地，有些比较高级别的原材料可以远销欧美、日韩，但在湖北封城之后，仙桃当地的很多原材料就运不出，下游企业生产也都受到影响，单从这个物件就可以看出，中日韩三国产业链的高度依赖性。在这里，我要请一位观众，他是一位在华韩国企业的负责人，在疫情中，他们也受到了一些影响。你好。

李炳直：你好。

何婕：您贵姓？

李炳直：我姓李，李炳直。

何婕：李先生，想问一下你们企业在这次疫情中受了多大影响？

李炳直：我们公司主要生产离心压缩机。目前运营还没完全恢复正常，主要表现在，第一，位于湖北省的压缩机零部件的工厂停产，相关零部件只能从韩国进口，预计比原先采购成本高出一倍左右。第二，我们的产品每台重量超过1吨，绝大多数通过专门的车辆进行陆运，途经湖北省的路线已经封闭了，这给我们的产品运输造成了一定影响。所以只能付出很多资金了，没办法，韩国现在也是一样的，现在疫情情况比较严峻

何婕：您刚才说因为物流的关系，有很多也运不出来，那你们怎么办呢？

李炳直：只能等，甚至2月份我们销售额完全没有。

何婕：李先生您辛苦了，祝您的企业早日恢复正常生产。祝福韩国。从这里头，我们也能感觉到，中日韩产业链高度依赖。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会议上特别提到，要抓紧做好稳外资工作，要做好龙头企业复工复产的保障工作，维护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所以我们尽快地复工复产，对维护全球的供应链、产业链的稳定，是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