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进一步扩大内需，就必须降低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

尽管如此，我国依然长期保持较大的贸易顺差。2024年，我国货物贸易顺差接近1万亿美元，占GDP比重超过5%。但是在本世纪初顺差占比相对较低，那个时候大概在1-2%（见下图）。

中国货物贸易顺差占GDP比重

这意味着，尽管中国是内需主导型国家，但其内需规模依然显著小于GDP。因此，强调进一步扩内需，就必然需要大幅缩减贸易顺差才能实现。虽然我们的顺差受汇率、关税等因素影响而波动剧烈，但总体趋势可见：峰值出现在2006-2007年，之后一路下行，但疫情前几年又开始回升。

当然，一国的贸易活动除货物贸易外，还包括服务贸易，就是黄市长谈到的服务贸易问题。中国对全球的服务贸易呈逆差状态（与美国相反），约为2290亿美元，占GDP比重约1.1%。将货物与服务贸易合并考察，中国总贸易顺差占GDP比重约下降1个百分点，趋势是一样的，只是绝对值降低了约1个百分点。

至此，今天讨论的这个问题已较为清晰：要进一步扩大内需占比，就必须降低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例如，若目标是使贸易基本实现平衡，也就是顺差占GDP比重下降到0-1%的水平，则意味着需在当前基础上降低约4个百分点以上。

美国货物贸易逆差（亿美元）

美国的情况则完全相反：其货物贸易持续逆差，但服务出口规模巨大，导致其经常项目（包括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余额，再加上一些投资收益）整体仍为逆差，因为货物贸易逆差过大。

所以，我们现在要考虑的问题跟美国的问题是完全相反。特朗普现在搞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考量的并非扩内需，而是如何压缩内需，以期从根本上缩减其经常项目逆差。

基于上述分析，我的基本判断是：若未来5-10年我们能将中国货物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维持在0-1%的区间，甚至长期来说转向逆差，那么中国的内需规模整体上可望扩大至相当于GDP的4%至5%的水平。若实现贸易逆差，内需扩张幅度将超过5%。

考虑到服务贸易现有约1%的逆差，要实现上述中长期目标，无非两种路径：其一，将服务贸易逆差扩大至占GDP的4%以上（从当前的1%基础上提升）；其二，将货物贸易顺差从当前占GDP的5%大幅缩减至1%或实现平衡。这为“扩内需”这一定性目标提供了可量化、可执行的政策锚点。

政策选项

如设置上述目标，预示着中国未来将面临重大的政策抉择：

第一，更大范围地开放服务业市场，也就是刚才黄奇帆市长和朱民老师讲的问题，若选择扩大服务贸易逆差的路径，则意味着要大幅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因为现在的服务市场实际上是受保护的，有很多的非关税壁垒。

今年8月，国务院以“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积极培育外贸发展新动能”为主题，进行第十五次专题学习；李强总理在主持学习时，明确提出“推动服务贸易制度型开放”，核心在于加强同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对接，将现行的“正面清单”管理模式朝“负面清单”转变。

我觉得政府高层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刚刚朱民老师、黄市长也讲到这个问题，中国的服务贸易占整个GDP的份额太小了，唯有通过扩大开放、增加服务进口，才有可能为扩大国内总需求创造空间。

第二个政策选择是，人民币要大幅升值。我想这个升值幅度是比较大的，要10%到30%。很多美国经济学家对本国的贸易不平衡问题进行过测算：如果要将美国贸易逆差缩小到一个接近平衡的水平，美元要贬值40%以上。

从这个意义来说，中国要实施进一步扩内需的战略，意味着要进一步扩大服务贸易逆差，以及对汇率大幅度升值。

当然，从长远来说，放宽服务贸易市场准入、压缩服务贸易的负面清单，肯定是有助于大幅提升中国服务业的生产率，创造更多增加值。李强总理在学习会上也谈到这个问题，高层对于这些问题看的比较清楚。但我们还没有到看到具体的改革时间表，要达到什么样服务进口规模？服务逆差会容忍到什么水平？现在都还没有答案。

很多人担心人民币大幅升值短期内会带来很大的冲击，不过，长远的好处是很大的。人民币升值会加快中国制造业的结构升级，提高国内非贸易部门的估值，鼓励更多的高端服务进口。同时，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汇率的升值会重新平衡工资跟物价的关系。汇率过低，其实会导致通缩，货币工资基本上是不增长的。而人民币升值，会重新平衡工资与物价的关系，长期来说会显著提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