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是不是因为看到系统性金融风险太高，引起了中央高层的警觉，因此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要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风险。也就是不得不踩刹车，治理整顿金融？

张军：治理整顿金融过去也多次有过，是我们宏观调控的一部分。因为过度投资的问题会在金融领域积累巨大的风险，所以往往也很容易提醒高层去注意宏观经济的问题。但如果你看2015年中央高层的表态就会发现，高层可能接受了一个跟之前不同的判断，认为我们过去的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了，需要修正它，于是首次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想法。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这一转变显然说明，高层也认为我们在那之前几年的经济放缓不是单纯周期性的，而可能是结构性的。在那个阶段调低大家的增长预期，不鼓励追逐高速度也是给市场的一个重要信号。2016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的权威人士谈当前中国经济的长篇访谈，里面明确表达了中央对于改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决心。

当然这个在经济学界也是有争议的，因为大家对于如何转变增长模式没有一致的看法。是不是必须用行政干预的做法来限制那些传统的经济活动和投资活动？这个确实非常复杂，理论上说，市场化是克服资本分配的低效率和错配问题的根本出路，而那时候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实现突破。

说到这里，我想提一句，2013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新常态”，大概从那时候开始，我注意到高层似乎逐步接受了这样的叙事，认为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虽然增速会慢一些，但认为只要能致力于培养新动能，我们的经济还是会保持中高速增长的。这在高层是个共识。

我认为高层确实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定力，也确实在按这个逻辑进行全方面的政策调整。这一点一直到今天都好像没有改变过。但同样，问题在于市场化做得不够，没有成为结构调整的决定性力量。为了向新动能转换，国家反而加强了产业政策的干预。这个值得高度关注，我担心到后面会造成新一轮的棘手问题。

比如，这些年，我们的很多领域依然出现过度投资现象，像光伏产业以及现在的锂电池、新能源汽车、绿色双碳和储能等，都可能产生过多产能。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引导或干预了资源配置，这是个问题。任何一个领域，一旦被发现成为热点，政府会引导市场加大对该领域的投资，短期内会吸引大量资本进入，产能的积累速度非常快。而过度的产能最终将导致行业盈利能力、研发能力和和投资回报的整体恶化，并且给银行形成巨大债务。所以，有可能是，虽然我们限制了对传统领域的过多投资，但新动能领域的产能过剩依然可能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

2023年12月6日，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满载比亚迪新能源汽车的货运列车驶出赣州国际陆港。

观察者网：您认为，过去七八年我们经济放缓的根本原因是生产率放缓，而生产率的放缓又和产能过剩有很大关系。我注意到，余永定先生最近提到这样一个观点，他说，产能过剩是一个结构性问题、产业问题。在宏观经济层面，从总量上看，只存在总需求不足问题，不存在产能过剩问题；或只存在由于有效需求不足而导致的产能过剩问题。他认为，中国经济过去十来年的问题是总需求不足，而不是“产能过剩”。对于这个观点，您怎么看？

张军：其实我的认识在前面说得够多了。表面上看，需求不足与供给过剩无非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但其实经济学的含义并不相同。而且，我认为也没有必要过分强调是短期的总量问题还是长期的结构问题，中国经济的问题多半都是长期的。如果我们已经存在无效产能过多和资本回报率恶化的情况，政策上更多刺激投资需求就可能会导致更多的无效产能的累积，至少在中国是这样。

至于现在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撇开疫情这三年的突发情况，中国的GDP增速还是在6%左右，名义增速也有8%左右，应该说跟我们的预期相差是不大的。何况我们这些年，包括今年以来，投放到经济中的货币量，无论总量还是增量都还是相当大的，增速明显高于名义GDP的增长。水是不少的，政策并不像看上去的那么紧，但稳经济的压力还是在的。

所以，恐怕问题的核心不在于要不要进一步放水刺激基建投资，而是要高度关注怎么改善我们的潜在增长率趋势。这方面我们需要改进的太多。

往前看，如果我们的政策不注重去解决体制性的问题，不是更多依赖市场化来克服资本分配方面的低效率问题，投资浪费和错配的问题就会继续困扰我们的经济，要稳住潜在增长率恐怕很难。

我几年前就表达过“放水不如放权”这样的看法，放权就是要减少产业政策的干预，很多事情要依赖市场来做，提高很多领域的市场化程度，经济才会慢慢恢复活力。这些年的宏观政策总体上是遵循了对需求的温和刺激，确保基本的就业创造和短期GDP增速不滑出我们的预期太多。

我非常理解宏观经济管理当局的用意，我们现在经济中面临的各种不确定性很大，挑战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宏观政策方面保持稳健是对的，不必冒超调和波动的风险。但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在解决结构问题和深层次的矛盾问题方面尽快形成共识，推进体制机制的改革，外推我们的可能性边界，更好释放我们的增长潜力。

（张菁娟、房佶宜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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