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中国经济怎么干？怎么走？

12月11日至12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深刻分析了当前的经济形势，并对明年的经济工作做出系统部署。其中的很多新提法，释放出重要信号。

比如说，会议重申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同时强调“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会议定调明年九大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被放在第一条......

观察者网注意到，如何理解、概括中国当下的宏观经济，分析、研究其中的问题和成因是目前公众共同关心的问题之一。围绕这一话题，观察者网特邀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分享观点。

【对话/观察者网 王慧】

观察者网：最近，包括您在内的多位经济学家在不同场合提到2016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的权威人士谈话，特别是其中的一个判断，即“我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势。这个L型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L型一般来说是指“L-shaped recession”，意味着持续的衰退，但现在的中国经济既没有衰退，更没有箫条。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概括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

张军：怎么定义我们看到的不同经济现象，是经济学家的事。有些新的概念被提出来也是为了描述一些新的现象。对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来说，一旦在短期内遭遇危机或受到外部冲击，经济多半会出现负增长，我们可以称之为“衰退”。衰退现象如果较长时期得不到扭转，就可能演变成了所谓的“萧条”。

三十年前，俄罗斯和东欧一些国家在实施了激进的休克疗法之后，经济产出出现了大幅度下降，变化曲线很像L。所以那个时候一些经济学家把这个现象定义成“L型”的衰退。

可是我们看中国，到现在每年还有5%-6%左右的经济增长，这不能称为衰退。跟10年前比，我们的GDP增速是下来了的，但不是剧烈的，而是缓慢的。因此，在我们这里，“L型”的说法不过是表示增速放缓的趋势而已。至于今天5%左右的增长，那也是因为疫情拉下来的。三年前中国经济每年有高于6%的增长，应该说大致符合我们的预期。

至于过去这些年，中国经济增速从高位出现回落，形成“L型”的放缓走势，看上去跟政府没有再像之前那样总是不断刺激投资有关，但我们也要看到这么做的理由，这些理由是否令人信服。如果不是意识到试图再去维持高的增速要付出的代价，以及会造成的难以承受的金融风险，恐怕很难想象政府会改变之前的做法。

2023年11月9日，在重庆长寿区，长江上游陆海新通道物流节点之一的重庆化工码头，集装箱船舶在码头进行装卸作业。

根据这些年的观察和思考，我越来越觉得，我们看到的增速放缓有一定的必然性，不能简单地用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来认识，甚至把它理解为是缺乏足够干预总需求造成的。这些年来，经济增速持续放缓有其深刻的原因。

至于PPI在一段时间内出现了负增长，CPI低位运行，这些与其说是需求不足的表现，不如说它们是经济出现放缓的结果，特别是这三年的疫情影响很大。

其实，增速出现“L型”放缓也不是什么新鲜事，这是几乎所有东亚高增长经济体的一个典型现象。不过，如果我们习惯地用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眼光来看这个现象，它就显得非常不典型。如果我们真的要套用总需求-总供给的概念框架来看问题，可以说出现增速持续放缓，无非是总供给的增加快于了总需求。

我记得2003年冬，在复旦大学举行的第二届中国经济学年会上，林毅夫教授在主旨演讲中就用我上面提到的类似概念讨论过类似的话题，那几年宏观上我们也出现了适度紧缩的情形，但GDP依然还有略高于8%的增长，尽管比之前超过10%的增长已经明显放缓了。

现在跟20年前不同的地方是，这次我们的放缓出现了一个“长尾现象”，不再能回到之前。东亚几个经济体当年也是这样的，增长曲线下降到了一个新的平台。原因是今天的潜在增长率下来了，比那时候低多了。只要观察今天投资的机会大不如从前就可以判断了。所以说今天没有太多的机会实现U型反转。

观察者网：这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需要去关心这个“L型”趋势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您认为增速放缓的背后有哪些深层次的原因是需要去研究、去解释的？

张军：在我看来，具体的增速数字可能并不那么重要，短期来说多一点少一点都不说明问题，要关注的是，中长期来看它确实在放缓了。

这个放缓是个趋势，它不是一个短期的下行周期现象，所以我不认为这就是单纯的需求收缩或所谓“三驾马车”的问题。当然，经济在过去三年疫情冲击之下下来的更多了，那要另当别论。

东亚经济和我们一样，增速放缓就是下一个台阶，是个趋势。过去高增长时期的一些条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难以再支持我们有那么高的潜在增长率。至于未来这个底部在哪，取决于潜力有多大，还有潜力释放的条件是否具备等等，这个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而且这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简单地说就是，接下来我们如何确保总体生产率的合理增长，这个非常重要。至于现在能否达到6%或稍高点的增长速度，我认为是可能的，因为疫情之前我们的经济增速高于6%，如果我们有条件让经济恢复的更好，应该可以延续之前的趋势。现在的问题是，接下来几年不能让生产率掉下去，拉低潜在增长率。

如果你最近关注经济学家的研究论文，你会注意到，08年之后，我们的生产率增长确实转入放缓阶段，明显的放缓。一些研究还证实，生产率的这个放缓模式基本上是高投资推动的增长模式带来的结果。当然，这个判断不是针对个别年份的GDP增速数据而言，而是指一个趋势。

有些人难免会说，生产率放缓是个全球现象，现在全世界的生产率都有所放缓：一方面新技术的出现依然没有摆脱“索洛悖论”；另一方面，随着一段时间新技术的不断普及，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活动也进入到一个平台期，生产率增长的势头会出现一个脉冲式的放缓。不过，中国的生产率放缓除了技术性放缓之外，资本分配方面长期存在的低效率问题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

在这方面，很多经济学家指出，中国经济被资本分配的低效率和资源错配问题困扰很久了，只是短期的繁荣会掩盖掉实质的问题，我们不容易看到。你想一下，投资刺激的繁荣会鼓励很多贷款分配到许多生产率低下的基建项目，甚至那些没有实质性生产率增长的项目也会上马。而且，越到基层，好像这个问题会越严重。

2023年12月13日，浙江金华一生产车间内，各条流水线开足马力，工人们正抢抓时间赶制年末保温杯订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