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最近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出，地方政府一定要放弃用产业思维来指导地方经济发展的做法。过去地方政府考虑经济发展的时候，一直是从发展什么产业入手，但这些问题其实都不是他们可以搞清楚的，导致很多项目的大规模投入打水漂。我前不久到江苏一个地方，听说下面很多县都提出要搞汽车产业，要上马整车项目，花了很大一笔投资，占用那么多土地，最后胜算的概率能有多少？还是市场说了算。地方政府老是习惯用产业思维发展经济，现在很多地方都在搞微电子，但人才储备、科技研发和相关产业基础这些都不具备，老是觉得给优惠条件就有人会来，实际上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最后一地鸡毛。

其实，一个地方的产业发展起来，多半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没有必然性，产业的发展最重要的是要拥有核心技术和人才，如果所有东西都靠引进，成功概率不高，短期可能热火朝天，但没有可持续性，最后大部分背上了沉重债务，形成资源浪费。

问：今年以来，从地方到中央，政府部门都在以各种方式表达对民营经济的重视，比如民营经济31条、发改委设立民营经济发展局，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重新强调民营经济，如何从根子上让民营企业家恢复信心敢于投资？

张军：经济下行，其实受害最大的就是民营经济，因为他们没有什么话语权，也得不到更多支持。另外，民营经济对经济变化最敏感，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他们会有更长远的目标，因为一个项目要不要投，不是看两三年，而是十年二十年，他们最看重稳定性、连续性。现在经济领域出现了一些干扰，让稳定性、长远性发生了变化，所以民营经济就会更加不安，对他们来说就变成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一段时期，出台了大量可能会被误解、误读的政策，对民营经济造成了一些伤害，很容易理解为对他们的不信任。

经济的长期高质量发展，其实民营经济是主力，如果他们信心不足有动摇，对不确定性有更多担忧，经济恢复就会比较困难。所以，现在就是需要稳住民营经济的预期，确保民营经济有更长远发展的动力，这种强调有一定正面影响。改革开放三四十年，这些事情总是不断地反复，反复太多了以后，民营经济就会变得冷漠了，再出台这些政策，就不怎么当真了。

现在经济发展当中，还是存在着身份论歧视，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要从法律层面彻底消除出身不平等这个问题，“国企，民企、外企的 “身份论”一定要废除。同时，建议中央出台的各种政策，不要区分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是法人主体，应该享受同等法律保护，包括产权保护、权益保护，不能因为是民企，想抓人就抓人，想没收财产就没收，法律一定要明确。其实，现在国有企业里有大量非国有成分，投资者也可能来自于不同所有制企业，已经没有什么特纯的国有，也没有纯粹的私有。一个私人企业，可能有外资成分，也可能国有资本，股权可能是混合交叉的，因为市场经济就是如此。

实际上，我们的金融机构也需要改变，像四大行，现在干嘛还要强调国有，他们都是上市公司、公众公司，其中有国有股权，也有其他股份，甚至外资。强调国有银行是自己人，民间银行、外资银行，他们感觉就不好，分成三六九等，这就是所有制歧视。所以，不需要再去强调这种身份，经济发展中大家都很重要。至于哪些行业，哪些企业，必须国家控股，这有战略上的考虑，无可厚非，但不能因为国家控股造成地位不平等。

这件事情一定要做，另外这样做有什么好处，比如我们的国有企业，或者国有占主导的企业，也可以由一个著名民营企业家担任CEO。投资可以交叉，管理也可以交叉。为什么国有企业必须由组织部门来任命，让官员来做董事长、总经理。既然是企业，就应该要从市场上选拔人才，甚至全球招聘，比如说找一个新加坡人或一个欧洲人来担任公司CEO，这是由公司董事会决定，政府不要干预，这样就能做到真正平等了。像中国移动是一家上市公司，CEO可以来自于全球。阿里可以聘请一个美籍华人来担任CEO，国有企业也可以请市场上著名的企业家来做CEO，理论上说这些都是可以做得到，关键问题就是需要废除所有制的不平等。

国有企业改革高管岗位市场化选聘

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便它是国有企业，也应该是现代公司治理模式，有关部门不要干预，CEO、董事长都来自市场招聘。现在大家讨论怎么支持民营企业，我觉得只要坚持所有企业都走市场化道路，问题就会慢慢解决。任何一家民企，总是希望找到一个有能力的CEO，国有企业为什么不可以这样。我认为，市场化是解决身份平等问题的一个最简单、最重要的手段。

现在国有企业是“半拉子”，一部分领域市场化，大部分市场化不足，特别是高管都是政府任命，将他们当成公务员一样看待，然后进行限薪，怎么弄得好，所以高层腐败一直屡禁不止。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一定还是市场化，新加坡很多国有企业的董事长、CEO就有全球招聘的，按市场原则办，可以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