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时期，蒋渭水发表了《以农工阶级为基础的民族运动》一文，并在《我理想中的民众党》文章中明白指出“马克思是共产党的右派”、“列宁是有理想有实际”、“孙文氏是左之右”，“我以为马氏列宁氏孙氏三人，乃是社会运动家的大模范，我党须要用做指南针。” 1929年蒋渭水更是在《台湾民报》连续四十期发表《中国国民党之历史》长文，向台湾读者广泛、全面地介绍祖国大陆国民党的发展动态，以及孙中山革命的思想与进程。

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台湾民报》由蒋渭水执笔社论《哭望天涯吊伟人》；1927年蒋渭水在台湾主持孙中山逝世二周年纪念会，他沉痛而凛然地说：“孙先生临终时，尚连呼和平、奋斗、救中国数十声，希望今夜出席的人，深深接纳孙先生最后的呼声：和平、奋斗、救中国。”

蒋渭水在这一年成立的台湾民众党，处处可见孙中山深刻的影子。蒋渭水为台湾民众党所设计的第一面党旗，即采用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但在形式上更改为：上青下红中白日；这一面旗旋即遭日本殖民政府禁用，而有了较为今人所熟悉的第二面党旗：青天、三星、满地红，据当年民众党秘书长陈其昌的证言：“‘三星’者，三民主义也”。1931年蒋渭水逝世，其遗嘱在形式与语气上，相当接近于广为人知的孙中山告同志遗嘱（国事遗嘱）。

蒋渭水

蒋渭水的女儿蒋碧玉，为求台湾早日脱离日本殖民统治，而暗渡回大陆，在祖国大陆参加丘念台先生所领导的抗日运动，寻求台湾复归祖国。1995年台湾导演侯孝贤的电影作品《好男好女》，正是以蒋碧玉与锺浩东这对革命伴侣的故事为主要题材。而蒋渭水最亲密的同志陈其昌，一生投入抗日运动，当1986年民进党成立之时，陈其昌老先生沉重地说：“我们在日据时代奋斗，为的就是要做一个中国人，现在我们台湾人的党建立了，但在党纲中竟没有‘中国’二个字。”

被“民主”与“台独”骑劫的蒋渭水

蒋渭水在日据时期被称为“台湾第一反”，其反殖精神、民族主义与阶级意识，共同构成了其思想与实践的全貌。柯文哲即将在8月6日企图“复刻”的“台湾民众党”，显然只是借用蒋渭水其人其党名，诉诸的仅仅是一种姿态与情怀，不可能甘冒台湾社会政治正确之大不韪，真正地去触及蒋渭水的实质精神内涵。

柯文哲的出身背景，和很多台湾本省家庭一样，出自于对国民党的反感，从而无法对日本殖民统治有批判式的反省认识。他所主政的台北市政府，举办过不少以日本时代为主题的活动，而他崇尚精英主义的性格（例如经常强调台大毕业的学历、称“韩粉”为Loser等等），都能看出柯文哲终究不是蒋渭水。

不过，柯文哲的问题其实是整个台湾困境的缩影。那些反对柯文哲自比蒋渭水的人，不满于柯文哲主张的“两岸一家亲”、“两岸关系不是国际关系”，从主宰台湾社会的反中意识形态、“亡国感”出发加以挞伐，同样都是在矮化蒋渭水，让蒋渭水服膺在“爱台湾”的话语霸权之下。

蒋渭水所处的时代，是帝国主义挟着军事武力对外扩张，反殖民主义当然是任何有良心与良知的知识分子必然选择之路。战后的台湾，尽管已然光复，但随之而来的国共内战与东西冷战，使得台湾迅速被编入以美国为首的“民主阵营”，主张祖国统一与社会主义的人民群众遭到肃清，社会从上到下经历了彻底的“美国化”思想改造。

如同陈映真所说：“于是，被殖民者的抵抗和忿怒，转变成对殖民者的歆羡、崇拜、取媚和依附；被压迫者的自尊、义愤转变成自卑、自弃；而极度的自卑、自惭发展成对自己民族、文化和祖国的恨恶和憎厌”，因此无论是柯文哲或是其反对者，蒋渭水被虚空为“民主自由”，“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也全部被虚空为“民主自由”。

台湾的历史真貌正是这样一步一步被扭曲。反抗殖民的蒋渭水、赖和“被台独”，把博士论文“献给青春茁壮地飞跃向国强民富的中国及无数在乡间田野都市工厂中辛勤劳动推进社会巨轮的父兄姊妹们”的陈文成“被台独”，担任中国统一联盟名誉主席的余登发也“被台独”，仿佛台湾历史与台湾先贤所有的奋斗全部都是为了追求台湾独立和西方定义下的民主自由。

平心而论，在被蓝绿格局制约下的台湾政治，柯文哲的弹性与务实其实有着可能发挥的空间，在反共的国民党和反中的民进党之外，为台湾和两岸关系提供不一样的思路。柯文哲就做好柯文哲，不需要乔装打扮成自己无法跟上脚步的蒋渭水。柯文哲的“台湾民众党”现在看来已箭在弦上，台湾即将到来的大选又要把这个社会丰盈的历史肌理全然吞噬进去，畸形的历史观恐怕也只会在“守护台湾”的迷魂曲吹奏下越走越远。蒋渭水和台湾民众党，只能继续湮没在层层的历史迷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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