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战略环境的根本变化在于，发达国家阵营看待“中国崛起”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此前发达国家认为帮助中国“富起来”便可使中国“社会化”，从而可规制“强起来”的中国，甚至根本上管理中国的“强起来”；但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年文明的大国，其“富起来”与“强起来”根本不是西方所能控制或“社会化”的。因此，西方试图在中国尚未完全“强起来”之前，改变战略，阻遏甚至中止中国的“强起来”进程。

奥巴马政府推动的“亚太再平衡”成为了中美关系的转折点@东方IC

这就决定了我们在崛起过程中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自我定位，我们可不可能在崛起的过程中加入发达国家世界，让他们真心实意地支持我们的发展？不太可能。

所以我们应该明确，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必须长期继续保持我们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份子，中国的崛起就要从根本上改变历史上大国崛起的老路。因此，我们说，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而中国的大国崛起进入的是“无人区”，我们正在面临历史上所有崛起的大国都没有遇到过的问题和挑战，也必然要选择一条和他们有根本区别的属于我们自己的道路。

即从此前的“体系内效仿型崛起”，转变为“体系内创新型崛起”。

一方面，中国崛起仍需在体系内实现，这决定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关系仍相当重要；但另一方面，中国崛起必须是创新性的，这种创新一是放弃历史上大国崛起的传统方式即武装崛起——经济实力有了之后靠武力扩张，通过掠夺落后国家的利益促进自己的发展。

二是扭转大国崛起的溢出效应，使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从历史上的“受害者”转变为中国崛起的“受益者”。和平崛起、和平发展，是我们必须真心实意去做的。如果发展中国家变成了中国崛起真正的受益者，那么我们和平发展基本上就有保证了。如果能做到这一步，发展中国家就不是一个手段，而是我们真正的“同盟”。

根据这一战略调整，中国外交应提高发展中国家新的战略定位，改进战略战术。做实中国的“体系内创新型崛起”，具体可从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塑造战略自觉：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是从发展中国家阵营中崛起的，即使“强起来”也无缘加入发达国家阵营，因此中国未来发展必须继续植根于发展中国家阵营。虽然对于中国来说，经济上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是早晚的事情，但是从战略心理上我们应该始终将自身视作“发展中国家的先锋队”，从战略上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

二是提供战略实惠：我们正在稳步推进的如“一带一路”倡议、进口博览会等就是中国将崛起的积极外溢朝发展中国家倾斜，这是最直接的战略实惠。不仅是经济上的，间接的战略实惠，如加大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特别是思想性、安全性、治理性的公共产品，以及强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提供更多安全援助等也应该有所加强。

东盟文化周上参展方展示特色美食@东方IC

三是完善战略保证机制：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一个潜在困境是，中国达成发达国家水平后，如何让别人真正相信我们的“发展中国家”身份，或者说仍然和发展中国家站在一块，如何从战略上得到发展中国家信任？这是一种必须从机制上做的。

我们看到，虽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但是我们的经济体量、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力实在太大了，和周边的小国或者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差别太过明显，所以很多国家会寻求“抱团取暖”的方式来应对中国，比如说我们周边的“东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中国其实现在在做一些事，就是主动让发展中国家抱团，这就是一种战略再保证机制，不是让他们被逼到抱团，而是我们帮他们抱团“集体议价”，这在中非关系中也是一样的，你要平衡，我主动让你和其他国家联合，我们搞三方合作，欢迎你来平衡。

这样的机制今天来讲可能还不够完善，但是我们已经有一些想法，正在推进。中国对发展中中国家的战略再保证机制的核心是战略捆绑机制，这种捆绑是将中国绑在发展中国家的战车上，而非相反；当前的地区性整体外交机制有这一潜力，但需要进一步系统化，其内部劳动分工体系也需要进一步合理化。

【本文根据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张春在“中国外交70年”系列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