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张春】

最近一段时间，媒体、公众对中美关系的恶化感到非常担心、也非常焦虑，甚至部分人由此产生了对中国前途比较悲观的情绪。然而，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当我们回顾历史，会发现，五十年代的中美关系非常差，甚至可以说远远糟糕过今天，但那时的中国人对此却没有太多的人担心。

换句话说，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如此依赖美国？这背后的中国外交战略的变化对我们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要明确这些问题，我们就需要梳理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外交整个地位中的演变。而发展中国家外交在中国外交战略地位的转折点是1979年的中美建交。在此之前，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中国外交的主线。

第一阶段，是中国“站起来”时期。大致是从新中国成立至 20 世纪 70年代后期，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改革开放政策启动前。这一时期又以中苏分裂作为分界点。在中苏关系恶化之前，中国外交的核心是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这一时期，中国的外交虽然经历过一些困难和“麻烦”，但是积极因素却都是来自于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发展中国家。他们才是维持中国与社会主义阵营关系稳定发展的中坚力量。

1959年毛主席和亚非拉青年在一起

从中苏关系恶化到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外交基本上完全依赖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作为整体成为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这一时期，正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使中国得以恢复联合国地位；毛泽东主席提出“三个世界”理论，等等。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在这一时期达到第一个历史高潮，但总体仍停留在“政治团结”的水平。

第二阶段，是中国“富起来”时期。大致从改革开放到 2009 年（奥巴马当选总统）或奥巴马政府启动“亚太再平衡战略”。这一时期也有一个分界点，就是1989年的政治风波。在此之前，有相当长时间我们对于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相当忽视的，为了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我们的交往对象重点转向发达国家。不过，也得益于中国和发达国家关系的全面改善，也带动了中国与其他一些存在历史问题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周边地区的关系改善。

政治风波发生之后，尽管与发达国家关系仍被视为“重中之重”，但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战略定位也因此得到缓慢回升。尤其是在整个90年代，我们需要通过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应对一系列的危机，包括1989年后的西方制裁危机、苏联解体后的边界划分问题、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非典，等等。进入21世纪后，对发展中国家外交开始变得有一些主动的作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重点是地区性整体外交机制的发展，典型是中非合作论坛，但不够系统，发展也不够平衡。

中非论坛扩大了民营企业之间的交流@东方IC

第三阶段，是中国“强起来”时期。奥巴马政府上台、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开始，中美关系逐渐发生质的变化，从战略合作转向战略竞争，这与中国逐渐“强起来”是对应的。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阻遏中国崛起的战略日益清晰和完善，我们发现，我们和西方、和美国的交道越来越难打。面对这样的现实，中国不得不重新借重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战术重要性也重新上升。

虽然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地区性整体外交正迅速完善，发展中国家的战术重要性重新上升，但这是一种“消极的重要性”，我们将与发展中国家的交往与合作当成了对付别人、处理大国关系的一种“手段”，战略意识仍不够强，公众更缺乏此类战略自觉。随着中国崛起的战略环境改变及由此而来的中国崛起战略调整，发展中国家对于中国实现崛起的重要性也必须提升到战略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