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914年“梦游者”

新冷战的隐喻作为一种战略，其作用是适得其反的，但这并不排除冷战或热战爆发的真实可能性。中美两国可能会因为意外而在不经意间走向冷战（热战）。更适用于今天中美关系的历史隐喻不是1945年，而是1914年。当时所有的大国都期待着第三次巴尔干战争的爆发，以重新建立势力均衡，然而结果却招致了一场持续四年的世界大战，导致了四个帝国的崩塌。

在一战爆发前夕，欧洲领导人对改变了曾经被称为“欧洲协调”的国际秩序的新变化没有给予足够重视，这些新变化包括日益壮大的民族主义、不断上升的对和平的自满情绪，以及德国野心勃勃但却模糊不清的政策。今天的决策者必须对中国民族主义以及美国民粹主义的兴起保持警惕，在局势紧张程度上升的情况下，意外升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多年以来，美国对台政策一直致力于在压制法理台独的同时阻止中国进行武统。目前一些分析家警告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上述双重威慑政策已经过时，因为中国军事力量的不断增长可能会促使其采取行动。

还有人认为，对中国台湾的直接保证会刺激中国。即使大陆放弃对台进行全面行动，而只是采取封锁或者占领离岸岛屿等有限度举措，但如果发生船只或飞机相撞导致人员伤亡的情况，那么一切努力都白费了（all bets are off）。如果美国对此的反应是冻结资产或援引《与敌国贸易法》，中美两国可能将很快陷入真正的，而不是隐喻意义上的冷战，甚至热战。1914年的教训是要警惕“梦游”走向战争，但它并没有为台湾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美国总统拜登9月2日决定将对古巴实施的《对敌贸易法》再次延长一年至2023年9月14日。

大国竞争的回归

自2017年以来，美国政策制定中出现了“大国竞争”的回归，拜登政府将其重新命名为 “战略竞争”。作为一项大战略，大国竞争战略的优势在于帮助美国重新聚焦，使其专注于对美国安全、经济和价值观造成威胁的重大挑战。

然而，大国竞争战略面临两个问题：

其一，美国需要应对不同类型的竞争对手——俄罗斯是一个衰落的大国，而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大国，这可能导致对来自俄国的威胁评估不足；但是正如一战所显示的那样，正是那个衰落的大国（奥匈帝国）最能接受战争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美国需要针对俄罗斯制定一套单独的战略，而不能对俄运用一套与应对中国类似的战略。

其二，大国竞争没有充分警示世界所面临的新型威胁（如气候变化、新冠疫情等），该战略所遵循的基本仍是一套“二维棋局”的玩法。

如上文所述，将中国强行塞进冷战的意识形态框架掩盖了美国面临的真正战略挑战，这种新冷战的隐喻会将我们带往错误的方向。美国及其盟友与中国在经贸上联系甚密，这种密切关系与苏联时期不可同日而语。

此外，即使有可能摆脱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美国也无法通过脱钩摆脱与中国在生态上的相互依赖，后者遵从的是生物学和物理学的规律，而不是政治的逻辑。正因为美国无法单独解决这些领域的问题，我们必须认识到某些形式的权力必须与其他国家一起合作行使。应对气候变化或全球性传染病，将要求美国在与中国竞争的同时，继续维持与中国的合作。

在不确定性下制定战略

由于不存在单一确定的未来，好的战略必须综合考虑到可能出现的多种情况，美国可以对其中一些情况施加影响，而另一些情况则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无法控制的。制定审慎的战略不能好高骛远，而应将眼光放长远。

面对中国崛起，美国的目标不应是追求所谓的政权更迭，而应该追求在基于规则的、有利于美国及其盟国利益的国际秩序中与中国竞争共存，这是一个可以将盟国团结起来的目标。维持对保持亚洲军事平衡至关重要的联盟体系是战略成功的必要条件，但由于美国也是一个全球大国，因此战略的开展需要跨区域联盟。

正如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所言，与中国进行大国竞争的目的并不是要打败或彻底战胜威胁，而是要追求一种“有管控的竞争”（managed competition）。合理的对华战略要求美国避免对中国的妖魔化，应将中美关系定性为“合作性竞争”或“竞争性共存”，并对合作与竞争给予同等关注。

好的战略必须建立在谨慎的净评估之上，低估威胁会催生自满情绪，而高估威胁则会滋生恐惧——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误判。面对中国的挑战，美国拥有一些长期优势，包括地理位置（良好的周边环境）、能源供应、金融地位（美元霸权）、青年劳动力数量、关键科技领域的领先优势（美国对中国在科技领域挑战的回应将更多依赖于国内科技进步而非对外制裁）等等。

美国人的自满情绪始终可能招致危险，但由于缺乏信心与过于夸大恐惧而导致过度反应的后果也应引起人们警惕。美国手里的牌具有优势，但过于歇斯底里可能导致其不能游刃有余地打好这些牌。抛弃联盟和国际制度这些“好牌”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如果美国保持与日本的联盟关系，中国就不能把美国推到第一岛链之外。另一个错误是限制外国移民流入，美国有能力吸引全世界青年才俊为己所用，以整合与发挥这些人才的多样性与创造力。如果美国放弃对外结盟和开放的王牌，上述优势可能会不复存在。

避免失败

正如未来存在多种可能，失败的可能情形也不止一种：第一，最严重的失败将是一场大规模战争，即使美国在这场战争中获胜，其将付出的代价也会是灾难性的，如上文提到的台湾的例子和重蹈1914年梦游走向战争之覆辙的危险；

第二种失败是将中国妖魔化，并陷入新冷战，这将使中美在气候变化、生态保护以及核扩散方面进行合作的可能化为泡影；

第三种失败是美国无法有效管理国内政治极化，也无法有效处理社会经济问题，这将导致美国失去集中力量办事的能力和科技活力；最后一种失败则可能是美国愿景和价值观（民主、人权）的受挫。

结论

对美国而言，一个成功的战略应从国内做起，且必须基于：

（1）维护民主体制，民主体制是软实力的重要基础，能吸引而非胁迫盟国；（2）制定大力支持研究和开发的投资计划，保持美国在特定关键行业的技术优势；（3）保持对外开放；（4）重组既有的军事力量，以适应技术变革；（5）加强联盟体系，包括北约以及与日本、澳大利亚和韩国的联盟；（6）提升与印度的关系；（7）加大对国际制度的参与程度；（8）在可能的情形下寻求与中国在跨国相互依赖议题上进行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