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约瑟夫·奈，编译/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胡可怡】

国际关系理论影响下的心理地图

国际关系理论有许多范式，但影响力最大的两种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现实主义者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霍布斯式视角理解世界，而自由主义者则看到了实现洛克式社会契约的可能性。简言之，不同理论模型对应着不同的心理地图，以指导美国回应中国崛起。

几个世纪以来，现实主义一直是国际关系运行的标准模式，是大多数决策者共同认同的心理地图。但是，即使是对那些接受现实主义指导的人而言，“选择困难”仍然存在，因为现实主义存在诸多变体——其中一些变体大肆渲染崛起国的威胁；而另一些则对崛起国的影响过于不以为然。正如珍妮丝·斯坦（Janice Stein）所言，我们应该同情那些将“霸权转移论”奉为应对中国崛起之圭臬与良方的决策者。

约瑟夫·奈在《国际事务》最新文章截图

历史隐喻与类比

理论表述上的差异往往可以被简化为“历史的教训”。但如马克·吐温所说，“历史总是惊人相似，但不会简单重复。”历史确实是政策制定的重要指导，但诉诸历史类比需要慎之又慎。“历史教训”在很多时候常被过度简化和滥用，就好似未来一定会与过去相同一般。

在今天美国关于“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的大讨论中，对历史隐喻与类比的运用非常普遍，其中有三种类比最为流行：修昔底德陷阱、新冷战与1914年“梦游者”。

1.修昔底德陷阱

许多人注意到，中国崛起带来的结构性影响与修昔底德对雅典崛起的描述有相似之处。修昔底德认为，雅典崛起所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以此类推，中国崛起及其引发的美国的恐惧很可能在当今引起大战的爆发，但却很少有人注意到中国与雅典的本质差别。

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试图量化1500年以来的霸权转移案例，但他对案例的界定标准模糊不清，其统计数据和研究方法亦受到了诸多质疑。

此外，以艾利森使用的其中一个案例——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例，简单的“修昔底德陷阱”（即英国应对崛起的德国）并不能完全解释这场大战的起源。除了德国崛起之外，一战爆发还源于德国对俄国崛起的恐惧，以及衰落的奥匈帝国对声势日大的斯拉夫民族主义的恐惧等等。就连最经典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案例也并不像修昔底德本人概括得那么简单，根据历史学家唐纳德·卡根（Donald Kagan）的考证，这场战争不是由超越个人层面的结构性力量引起的，而是源自雅典的政策失误使斯巴达人产生了“值得一战”的想法。将历史与现实联系考察，会忽略两者之间的重要差异。

美国决策者或许无法遏制中国实力的扩张，但却可以影响中国在华盛顿造成的恐惧程度。夸大威胁可以调动国内支持，但如果因过度夸大而导致误判，那才将是修昔底德的终极陷阱。将历史隐喻作为一般性预防或许是有益的，但若是过于笃信历史的必然性，则会招致危险。

此外，与霸权转移相关的第二个问题可称为“金德尔伯格陷阱”。金德尔伯格认为，20世纪30年代世界所经历的灾难是因美国在取代英国成为头号强国之后却没有继承英国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责任所致，结果导致了全球体系的崩溃、经济萧条、种族灭绝和世界大战。反观今天，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中国会帮助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吗？

迄今为止，中国在这方面的记录好坏参半，中国政府的表态常常表现出提供公共产品的热情与决心，但就像其他大国一样，中国也试图促使多边制度朝更有利于本国利益的方向发展。中国按照自己的方式提供公共产品，并寻求使国际规则朝己倾斜。中国既不是纯粹的修正主义国家，也不是纯粹的现状国家，其行为同时体现了修昔底德与金德尔伯格两种版本的“霸权转移”结构性困境。竞争是合时宜的，但只关注竞争的隐喻将会使决策者忽略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古希腊与两次大战的历史类比可以为决策者提供警示，但是绝对没有提供政策答案之本身。

2.新冷战

事实证明，冷战隐喻对于寻求动员国内政治支持的政治领导人而言是有用的，一些分析家用该比喻形容一场旷日持久的对抗。华盛顿的一些人开始畅谈与中国“脱钩”；但要是认为美国能够在不付出巨大经济代价的前提下与中国完全脱钩，那就大错特错。在真正的冷战中，苏联对美国而言是直接的军事和意识形态威胁，但美苏几乎没有经济或社会上的相互依赖，因此“遏制”是一个可行的政策目标。然而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如此深、人员交流如此广的今天，中国不可能像经济疲弱的苏联那样被遏制。

作者约瑟夫·奈是著名国际政治学者，“软实力”概念提出者

在与苏联的关系中，美国卷入的是一个标准的二维棋局，美苏在军事领域高度相互依赖，但在经济或跨国人员流动方面却交流甚少。在与中国的关系中，美国卷入的是一个三维棋局，且每个维度的权力分布存在差别。在军事层面，世界仍然是单极的，美国是唯一的全球大国；但在经济层面，权力的分配是多极的，美国、中国、欧洲和日本都是主要参与者；而在政府控制之外的跨国网络层面（如气候变化和全球性传染病），权力的分配是混乱的，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独应对与掌控。

当聚焦于经济层面时，美国决策者必须谨记，虽然对称的相互依赖可以抑制冲突，但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将成为权力的来源。决策者必须在传统的军事棋盘上仔细谋划每一步走法。然而，如果忽视了经济或跨国网络棋盘上的权力关系，以及不同维度棋盘之间的纵向互动，美国必将承受代价。如果你在三维棋局中只下二维的棋，你势必会输。一个好的应对中国的战略必须包含相互依赖的所有三个维度，而美苏冷战的隐喻则过于局限于传统的二维模式。

应对中国的挑战需要美国制定更复杂的战略，利用硬实力和软实力资源，捍卫一个有利西方的、基于规则的体系。一些悲观主义者看着中国的人口规模和经济增长率，认为上述目标不可能实现。但如果将美国的盟友视为资产，西方民主国家——美国、欧洲、日本——的财富总和将在本世纪内远超中国。然而，盟国对中国的看法并非都与美国完全一致。关于新冷战的言论在维护联盟体系方面可能弊大于利。新冷战的隐喻或许对争取国内政治支持有用，但作为一种海外战略却会产生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