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盘十年经济减速：我们是否走过弯路？

观察者网：2015年下半年，您就开始担忧通缩的问题，当时学者们大量讨论“改革还是刺激”的二元对立问题。比如不少人认为，经济下滑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问题，不是周期性问题，刺激不能解决问题，只能关停并转旧产能，支持“三去一降一补”；您则呼吁要引入一揽子刺激计划扩大内需。转眼又过了七八年，一直到了2024年9月政策才有反转。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要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如果回头来复盘，您觉得当前与那时候的局面相比，我们对中国经济的认识，哪些发生了改变，哪些更清晰了，哪些可能走了弯路？

余永定：2010年中国克服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实现V型反弹。2010年底中国GDP增速为10.6%。然而自2011年以后中国GDP增速开始逐年、逐季下跌，2019年GDP增速为6.1%。

2020-2022年三年疫情期间，中国GDP平均增速为4.7%；2023年GDP为5.2%；2024年GDP增速可能略低于5%。与此同时，2012年3月中国PPI开始连续54个月负增长，2019年6月连续23个月负增长，2022年10月至今依然负增长。2012年5月后中国CPI增速跌破3%，除非个别年份增速都在2%左右；2023年以后则徘徊在0上下。

2016-2023年中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和债务情况数据来源：财政部和国家统计年鉴

由于中国经济增速的持续下跌，在2012年前后，越来越多经济学家开始论证中国经济增速的持续下跌是由诸如人口老龄化、规模收益递减、环境代价、改革滞后等长期因素造成的，换言之，经济增速下跌是必然的。进一步的推论是：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不但无用，反而会使情况变得更糟。西方经济学家更是认为，中国“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撞墙”；中国经济“正徘徊在危机的边缘”。

长期因素、慢变量对经济增速的影响，是缓慢的、是以集腋成裘的方式实现的。它们无法解释逐年甚至逐季的经济增速变化。例如，2015年中国适龄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增速都明显高于2011年，但2015年中国GDP的增速却由2011年的9.6%降低到了7%。这种变化同人口老龄化没有什么关系。用长期因素、慢变量解释中国经济年度、季度增速下跌是不合乎逻辑的。经济学家在解释某种经济现象时要一环扣一环，不能跳跃，就像证明几何定理一样，不能从公理一下子跳到某个要证明的定理。

不仅如此，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中国还存在许多有利于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如：城市化、产业升级、科技革命、人力资本的提高等等。谁能否定技术革命将抵消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不利影响的可能性呢？

数据公布时间为2022年图片来源：新华社

其实我自己在1998年就曾撰文说明由于长期因素的作用，中国不可能永远保持超高增速。但我们并不能确定在什么时候，中国经济增速将会下降到什么水平。事实上，1998年之后中国经济又维持了近十年更高的经济增速。2010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跌，中国的经济奇迹可能已经结束。但谁能够证明中国经济增速只能达到6%、5%或4%呢？

如果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速只有6%或5%，另一方面通货膨胀严重，或许我们可能不得不承认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到今天这种程度是不可避免的，即便采取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也已无回天之力。但实际情况是：在经济增速下降到6.1%的同时，CPI增速仅为2.9%、PPI为-0.3%，我们是能够采取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

不少学者当年曾建议打破赤字率不超过3%的禁忌，但赤字率最终却被确定为2.8%。政府投资是“应对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有力工具”，应该“通过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有效带动全社会投资” 【3】，但当年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速仅为3.8%（不含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而中央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融资的贡献则更是微不足道，仅为0.4%。在这种政策下，实现6.1%的经济增速已经是实属不易的了。

在决定宏观经济政策方向之前，政府应该首先判断宏观经济处于何种状态：是过热，抑或总需求不足？如是前者，就需执行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若是后者，则应该采取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若恰到好处，则实行中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判断宏观经济是过热还是总需求不足，应该主要看两个指标：“经济增长速度和通胀率”。西方国家一般只看通货膨胀率；美国看失业率和通胀率。

由于时滞问题，根据经济增速（失业率）和通胀率这两个风向标决定宏观经济政策走向并非易事。加之中国国情的复杂性，各种矛盾现象的相互交织，中国政府不得不谨慎行事。但我们在经过十余年的经济增速持续下跌和低通胀之后，仍未采取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而是采取了基本上中性偏紧的宏观经济政策，可能同两个认识问题有关：

第一，产业层面的“产能过剩”现象，妨碍了对宏观层面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判断。在宏观层面，只有“经济过热”（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和“总需求不足“之分。决定是否采取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应该只看通胀和经济增速（含失业率）两个指标，如果经济增速下降（失业率上升）、通胀率低于根据长期趋势预定的目标（如CPI增速低于3%-4%），就应该采取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当然，如前所示，会存在时滞问题。否则，就应该实施中性或紧缩性财政货币政策。

中国确实存在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但“产能过剩”是结构性、行业性问题，不应该也无法用宏观经济政策解决。宏观经济政策是针对整个经济而不是某个具体产业的。在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箱中，没有直接解决产业层面问题的工具。产能过剩之类的问题，应该主要靠市场机制和竞争政策解决。

由于“产能过剩”是产业层面的问题、是结构性问题。“去产能”不应该是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箱中也没有解决产能过剩的工具。例如，财政部不能因为钢铁产能过剩而执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央行也不能因此而提高准备金率和基准利息率。

“产能过剩”只能交由市场机制解决，并辅之以某些不属于宏观经济政策范畴的特定政策。特定产品的产能过剩是一个动态过程或周期性的。例如，钢铁产能、芯片产能和电动汽车产能，在某个时期可能过剩、另一个时期可能不足。财政和货币政策只能用于实现当期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对于某个产业或产品的跨期供求失衡是无能为力的。

第二，结构改革和需求管理之间关系的纠结。结构改革是宏观经济调控之外的另一个领域的问题。这个领域的问题包括体制改革问题、产权保护问题、法治建设问题、知识产权问题、增长方式问题、经济发展问题、产业政策问题、收入分配问题、公司治理问题、金融监管问题、金融深化和自由化问题、人口问题、社保问题、产业组织问题、区域经济问题等等。

在西方国家，结构改革的内容包括深化资本市场、发展更为富有竞争性和灵活性的产品和劳动市场、培养熟练工人队伍、增加研发和新技术投资、降低准入门槛、简化审批制度、鼓励企业家精神等等。其最终目的是通过提高生产效率，提高潜在经济增长速度。西方国家所说的结构改革的内涵，同我们所理解的结构改革是一致的，但中国式结构改革包含更多体制改革内容。

为了讨论方便，经济学家往往把经济问题分为两大类：结构改革（structural reform）和宏观需求管理（或调控）。凡无法用宏观经济政策解决的问题，都放在结构问题的“筐子”里。而为解决结构问题进行的改革，则称之为结构改革。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我们倾向于认为经济增速持续下跌，是“供给侧结构性”问题导致的，或者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比经济增速（就业）更重要的目标。强调结构改革无疑是正确的，经济增长确实也并非一切。

结构改革同实施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并无矛盾，而且是相辅相成的，但两者要解决的毕竟不同。例如，我们应该加强产权保护（属于广义的结构改革问题），但产权保护并不能自动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西方国家产权是清晰的，但这并不妨碍西方经济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解决周期性危机要靠宏观调控而不是加强“产权保护”。

当然，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语境下，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不解决结构性问题，实施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无法稳定经济增长。事实上，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广义的结构改革），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就无法建立，宏观调控当然就无从谈起了。历史上，某些超越宏观经济调控范围的结构性问题，确实对宏观经济稳定形成干扰。在未来，如果结构改革滞后，就可能会严重影响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

但同样也不能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性是：不实施“超常规”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扭转已持续多年的经济增速下跌趋势和克服通缩压力，就无法扭转消费者和投资者的悲观预期，结构问题就难于解决。

总之，一切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必须抓住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并根据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主要方面的转化，不失时机地转换工作重点，调整政策的时序。

值得一提的是，经济学者，特别是在经济政策研究领域的学者，在过去10多年来创造了大量词汇。然而这些新词汇中有不少缺乏明确定义，或缺乏内在的一致性，更多的是“为新而新”。

例如，结构是同总量相对应的一个范畴。无论是总供给还是总需求，都存在结构问题。例如，给定GDP，我们可以讨论GDP的结构，而这种结构又可以从不同的维度出发进行讨论，如需求结构、收入结构和产出结构等。

按照一般解释，“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是2016年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4】如此理解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存在不一致性问题。

例如，“库存”是投资需求的一部分，去库存显然是“需求方”问题。“去产能”应该是指减少投资（如减少房地产投资或降低房地产投资增速）从而减少未来产能，“去产能”也应该是“需求方”问题。“去杠杆”是指减少债务，减少债务大概率同减少投资需求有关，因而“去杠杆”也应该属于“需求方”问题。“降成本”和“补短板”可以算是“供给侧”问题，但基本上不是宏观经济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是“供给侧”还是“结构改革”呢？如果是后者，在“结构改革”之前加上“供给侧”这个定语，是否有违奥卡姆“思维经济原则”呢？

2022年12月15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领导指出“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2023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出“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2024年9月24开始，中央多部委向市场释放了进一步加大货币和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的重要信号。有些提法甚至同过去形成鲜明对照。

12月9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等等。这些提法都是前所未有的。

可以相信，中央确定的2025年宏观经济政策方向是正确的。只要积极落实扩张性的财政和支持性货币政策，把政策转化为具体的政策措施；与此同时，积极推进结构改革，中国一定能够扭转经济增速持续下跌的趋势，克服通缩压力，在2025年实现5%的经济增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