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不能代替市场，市场也不能离开政府

玛雅：城乡二元结构和贫富悬殊，这些中国今天发展中的失衡都是市场调节不了的，是政府的职责所在。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也得由政府来做。何谓“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客观上，中国今天既存在市场化不足的问题，也存在一些领域过度市场化的问题。在你看来，应该如何摆正政府和市场的位置，让政府做好政府的事，市场做好市场的事？

余永定：市场应该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由于市场极为复杂，充满了不确定性，任何一个计划机构都无法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因为你必须对突然出现的情况做出非常快的反应，而这只能是由千千万万个企业家来做出反应。

但是另一方面，必须要看到市场有一系列的缺陷，有时是非常严重的。因此，政府一定要发挥作用，弥补市场的缺陷，同时也给市场指出方向。政府要制定产业政策，但是产业政策不宜太具体，只能是一种指导性的计划。总之，政府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政府不能代替市场。同时市场也不能离开政府，许多事情是市场不能完成的，要靠政府来完成。

玛雅：有学者认为，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率越来越低，质疑依靠投资能否有效拉动增长。然而，基础设施的回报率决定于它的使用密度，而使用密度又取决于经济增长。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余永定：说得对。换一个角度，也可以从供需关系来理解。比如，现在一些地方的飞机场空着，你可以说是供给过剩，但也可能是因为当地经济没搞起来，有效需求不足。一旦经济起来了，旅行者就多了，飞机场就不够用了。

某种程度上，担心基建投资效率低是有道理的。但对基础设施投资回报，不能仅仅从商业回报的角度考虑。灯塔的商业回报恐怕不高，但灯塔是必不可少的。当然，中国加大投资不能重复2009年的一些失误；投资项目的设计应该更为合理，地方政府的角色也应该被更为精确地框定，融资应该更多依靠政府发行国债。同时也要看到，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缺口依然巨大，仅仅是市政建设的投资需求就很大。比如北京，为加强地铁的安全设施建设，所需要的投资就非常可观。

资料图：视觉中国

总体而言，稳定增长速度是当前中国经济的重中之重。2019年在继续深化各项改革和调整的同时，应该采取有足够力度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增加基础设施投资。这些投资在短期可以创造就业、创造需求，长期可以消除增长瓶颈，提高增长潜力。由于基础设施主要是投向公共服务领域的，这些领域在短期内不可能有很高的商业回报，所以企业缺乏较强的投资意愿。因此，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政府应该扮演重要角色。

中国的外部环境发生了质的变化

玛雅：2016年2月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发表文章《扼杀中国的经济：美国的终极王牌？》。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认为，中国经济继续增长，它会将财富转化为军力，试图称霸亚洲。因此对中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战争并非毫无道理，但一个更有吸引力的策略是让中国经济增长放缓。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扼杀中国经济”成为美国官方立场。美国对中国挑起贸易争端，用基辛格的话说，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从前了。面对这一挑战，中国应该如何处变不惊，从容应对？

余永定：中国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中美冲突会越来越多，危机随时可能爆发。这意味着，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必须做出调整，而且刻不容缓。应对美国挑起的贸易争端，中国应该有理有利有节地从容应对。根据美国学者的研究，在被美国加征关税的500亿美元中国出口产品中，73%是供美国企业使用的中间产品和资本品，加征关税必然导致美国企业竞争力下降。而这些产品中70%是在华外资企业生产的，加征关税必然导致这些企业包括美国企业利润下降。华盛顿想通过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关税来打疼中国，到头来被打疼的可能是美国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