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雅：2004年初，国内一些媒体追随西方学者的观点，热炒“崛起的印度赶超中国”，我当时是反驳的。直到今天，我都不认同所谓印度崛起的“体制演进比较优势”之说。

余永定：中国的情况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先是通过土地改革没收地主的土地，而后又进行合作化运动，实行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在城市则实行土地的国有制。

对于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来说，土地是最稀缺的资源。但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和公有制，使得政府可以极大地节约取得土地的成本。这就为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发展和城镇化，创造了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有利条件。所以，无论如何都应当承认，中国以高昂代价换来的土地公有制度，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得以走上快速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条件。

同样，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也是代价高昂。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特别是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工程师和聪明能干的技术工人。所有这些都为我们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腾飞打下了基础，这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

玛雅：所以习近平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的基础上开创的。”

余永定：另一方面，中国实行计划经济时间不长，市场经济的商业精神和传统还在，同苏联相比，比较容易推行市场化改革。这也是历史给中国提供的一个有利条件。

如果再说更具体些，人口红利也是过去40年中国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有高储蓄率、出口导向政策等等，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解释中国的高速增长。

还有一点很重要，改革开放的成功与人的思想解放是不可分的。上世纪80年代初，“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引发了思想解放运动，成为改革开放的强大推动力，带来了后来一系列的改革开放实践。

“真理标准”大讨论（资料图/中国社会科学院）

玛雅：怎么去维护国家利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不被利益集团俘获，这对执政党和政府来说是非常大的挑战。所谓不忘初心，就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在你看来，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在经济高速发展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余永定：中国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meritocracy”。这个我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中文词来翻译。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官员队伍中有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二是这群精英有非常强的行政管理能力，所以政府的运作是高效的。外国企业家、商人和中国人打交道，都觉得中国官员非常能干。我的感觉是，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官员的平均水平可能是最高的。中国官员的能力和实干精神，弥补了体制上的某些缺陷。

玛雅：北京大学潘维教授对“meritocracy”有个定义：绩优选拔制，即官员由考试入门，依服务人民福祉的政绩升调奖惩。逢选必考，无功不拔。

余永定：选拔是“meritocracy”一个重要问题。如果选拔机制不行，“meritocracy”就无法维持。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经过战争考验或种种政治历练，非常成熟。由他们选择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也都可以保证。但以后的领导人很多是沿着官僚阶梯一步步上来的。这个时候，选择就非常难了。

我写过一篇文章，认为中国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必须要和“meritocracy”相结合。而要维持“meritocracy”，就必须要有一个好的选拔机制。

玛雅：但愿中国共产党能有足够的智慧，找到一个好的选拔机制，解决好领导人接班的问题。

余永定：同“meritocracy”弱化相比，更为危险的是“权力与金钱”的结合。一些政府官员一方面保持“政治正确”，另一方面却甘当不法富豪的马仔。公器私用，这是非常危险的。中国反腐斗争的重点，应该是清除这些附着在国家机器上的肿瘤。

另外我想强调，中国的成功离不开邓小平所起到的特殊作用。邓小平说，如果没有毛主席，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我想说，没有邓小平，中国不知道还要走多少弯路。

前面我说了，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来说，中国是幸运的。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长时间没有全球性战争了。所有这些条件，都有助于中国取得今天的成就；缺一个，中国都取得不了这样的成就。所以中国很幸运，所有这些条件一下子都具备。这可能是百年不遇的，邓小平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