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科实践里包含了细微的人文情感结构。例如芯片开发制造行业对人的素质要求极高。试摘录网上一段谈芯片产业的话：

“最重要的是一次投片的费用最少也要数十万元，先进工艺高达一千万到几千万。如此高的试错和时间成本对一次成功率的要求极高，不得不把流程拖长，反复验证，需要多个工种密切配合，团队中一个人出错，3个月后回来的芯片可能就是一块儿石头。修改一轮，又3个月出去了。与试错成本高并存的是排错难度大……一颗手指甲盖大小的芯片，里面有上亿个晶体管，而最终能在电路板上测量到的信号线却只有十几根到几百根。如何根据这少得可怜的信息，推理出哪个晶体管设计错误，难度不言而喻。试错周期长需要逻辑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排错难度大需要一套科学的实验方法。而这两方面恰恰是国内教育的软肋。过分重视知识的记忆，而忽略逻辑和方法。”(38)

这样的芯片知识并非纯客体知识，而是体现出了对人的要求。我们需要反思，工程师人格难道不应该被重视人格培育的通识教育、文化研究教育纳入视野？技术进化永远处于“摇摇欲坠”状态，也正因此需要不断努力，以免一步落后步步落后，这样的观念难道不应该被纳入世界观和认识论教育？人文专业擅长讨论人的主体性，往往落脚于日常生活，为什么不能纳入工业生产的维度？文科博士每到春节年关醉心于抒发乡愁，为什么不能讨论高铁等现代交通对人文的影响？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质疑，素质教育难道就是琴棋书画和情商教育，而科技素养只是一个理工科教育问题？我们需要维护一个现代常识：科技素养才是最重要的现代“人文”素质。

技术知识及其实践知识被排除出人文专业教育，只从属于理工学科，是一个巨大的结构性错误。人文不是指一套固定的知识和逻辑，而是一个让不同认识论和方法论博弈的场域。必须要建立一种人文与技术合一的通识教育，倡导对实践知识和技能的尊重以及对人文的广阔理解。正如《工程学：无尽的前沿》以其科普姿态展示出的，文科人士理解基本的理工科知识方法并没有门槛，关键在于是否愿意。想要把对技术的理解转化为技术文化来传播流通， 需要难度较大的中介工作，这应该是人文学者与理工学者共同担当的任务。

第二个误区是流行的通识教育理念对“功利”的片面排斥。

李曼丽、汪永铨《关于“通识教育”概念内涵的讨论》是通识教育研究领域的一篇代表性文献， 在知网上被大量引用（截至2019年3月被引用493次），李曼丽的代表著作《通识教育——一种大学教育观》被引用623次（根据百度学术查询）。其中关于通识教育的定义被广为引用——“简言之：就性质而言，通识教育是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是所有大学生都应接受的非专业性教育；就其目的而言，通识教育旨在培养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有社会责任感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的人和国家的公民；就其内容而言，通识教育是一种广泛的、非专业性的、非功利性的基本知识、技能和态度的教育。”(39)在此，“非功利”被看作通识教育的属性，引用者往往做进一步的割裂，用功利/非功利、做事/做人等对立范畴来描述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的区别。流行语“培养自由而无用的灵魂”可谓这种时尚的典型。

功利不是一个坏词，对功利的追求才导致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区别的是只为个人的功利还是社会的功利，正如马克思强调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应该统一。一概排斥功利的心态是一种虚伪意识。

对非功利的偏执幻想可能是东亚“勤劳革命”的一个副作用。人们用“地狱模式”来形容东亚人生活工作的刻苦。对非功利的向往，可能正是为了平衡辛苦工作而产生的意识形态，以便依靠幻想来疏解身心压力。然而这在意识形态上造成了扭曲，使得人们不能正确体验生产与劳动。长期来看，会如同英国乡绅文化那样破坏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基础。在当下，其对教育改革的有害影响已经出现，比如传统理工强省上海、浙江高考考生弃考物理现象严重(40)。1980年代，民间流行的学科信念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而今天泛滥民间的是各种滥竽充数的国学班、语文班。今天的素质教育观念往往把一种观赏价值当作培养目标，热衷于提倡琴棋书画吹拉弹唱， 甚至有教育主管者亦热衷于一味提倡音乐书法教育和减负，从娃娃就开始割裂做人和做事的关系。

欧阳莹之指出，工程师在西方长期被所谓人文“贵族”歧视。她驳斥文化“贵族”加诸工程师头上的“功利”“粗暴”“不近人情”等标签，更是对后现代主义解构文化提出批评，对重文轻理倾向表达了警惕(41)。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倾向有其生产关系基础。今日出现的重文轻理趋势背后，是制造业与金融业的生产关系博弈。在西方国家，金融业与制造业失去协调关系，精英热衷于通过金融霸权和伎俩从全世界赚快钱。这种趋势在中国也有苗头，制造业已然被很多人视作低端。人们推崇创新，却经常把创新看作可以脱离制造业基础而存在。事关制造的知识被看作灰暗的知识，不符合人文学科的“优雅”品位。这种意识反过来导致资源错配，加重文理区隔，制造业被排挤。

综合以上两大误区可以看到，对功利的一概排斥，与对理工教育有意无意的削弱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似乎人文素质教育是非功利化的、高雅的，理工教育则是功利化的、世俗的。功利与否不应该是判断人文精神的标准，这不止是教育问题，而是涉及到根本的现代人生活观问题——

3.挑战有情与有用的伦理观区隔

一位文学教授在其颇有影响的文学史代表作中区分了“有情”与“事功”。“事功”不难理解，而“有情”在其笔下指一种与政治史诗叙事相对，忠于个人内心的抒情传统，是一种被政治事功压抑的现代性。“历史喧哗之后，一切灰飞烟灭，但或有一二‘有情’声音能够萦绕不去，成为一个时代最后的启示？”(42)作者固然暴露出历史虚无主义，但“有情”与“有用”的关系确实始终缠绕着现代人。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感情作为人类的特征之一，当然是无需置疑的存在。需要被批判反思的，是雷蒙·威廉斯意义上的“情感结构”。“有情” 已然成为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核心要求。这其中既有古代天人合一、感时伤物传统的原因，也有现代政治的原因，例如改革开放前人们对高压政治不满，从而欢迎以人道主义面目出现的“有情”。但今天的“有情”主要源于一种与资本主义日常生活方式联系的幸福至上主义。对绿色、环保、动保、和平、福利、自我、心灵、快乐教育、休闲生活等等的流行诉求都归属于此。一度刷屏的央视记者街头采访问题“你幸福吗？”可以被看作一种道德律令般的要求。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追求有用，却在意识形态里避免有用。事功几乎被等同于利益和投机。但恰恰是不灭的事功让“有情”有了物质基础。只是人们往往忘记脚下的基础，漂浮于情怀的楼阁中。

“工业党”要把被颠倒的世界颠倒回来。任冲昊（马平）在《工业化时代何谓江南小镇？以苏州为例》一文中提供了一个“颠倒”范例。所谓杏花春雨江南，在一般人文观念中往往和古典、诗意关联。然而建筑系出身的作者通过历史对照和数据说明，苏州的江南美景正是新中国基建带来的结果。过去的苏州没有下水管网工程，没有像样的市政管理，杂乱无章，臭水遍地， 一个现代人若真的置身其中会难以忍受(43)。所以除了气候、地形等自然禀赋，工业基建才是江南“有情”的来源，只是深埋地下，被上层建筑所掩盖。

流行读物中关于西藏雪域高原的幻想是另一个典型。曾经在西藏工作过的学者强舸问道： “当你感慨磕长头的虔诚灵魂时，可曾想过他们身下的公路是谁修的？”他指出频繁的藏传佛教朝圣行为实际是改革开放后发明出的事物，因为过去贫瘠的道路和物质条件根本无法支撑这种朝圣行动，是新中国艰苦卓绝的修路运动带来了这个现象(44)。现代化支撑了情怀，但这个情怀又反噬现代化自身。

对“工业党”的指责不乏“无情”之辞，比如“如果说小清新是过分强调人的价值，那么工业党无疑是在过分忽视了人的价值”。甚至升级到手脚和灵魂的区别——“工业党是一个国家的躯干和双手，但是别忘了，情怀党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和大脑。如果说工业党是干活的，情怀党就是想事情的。”(45)

这样的评价，错误不只在于认为“工业党”意识不关乎个人幸福，也不只在于强行区分劳力者与劳心者这种腐朽意识，而在于意识不到“工业党”思维背后有一种危机意识。它提醒人们，不要在对幸福的浪漫憧憬中忘记生死存亡的危机仍然可能来临。幸福值得追求，但不能忘记艰辛的意义，不能忘记“承担责任”是一种需要通过实践磨练而非高谈阔论来习得的能力。这种危机意识甚至与马克思主义的未来意识也产生了差距，后者向往一个终将出现的幸福乌托邦，所有人可以“上午打猎，下午钓鱼，晚饭后从事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