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在社会主义文化政治里扮演了一个暧昧的角色。十七年文学对技术的角色有积极探索。例如在经典小说《创业史》中，技术员在乡村改造过程中扮演了国家意志的角色(22)。在小说《百炼成钢》中，技术探索成为工人自力更生的主人翁精神的体现。到了“文革”时期，主流文学往往把技术人员设置为反动的“白专道路”代表。纵观改革开放前的文化场域，技术可以是正面的国家意志或主人翁精神，可以是反面的白专道路，但技术不是技术本身。

技术的“去政治化”是错误的，但笔者认为，对技术的“去技术化”理解同样是一种误区。我们需要理解，技术是人类对政治、经济、治理实践中的智慧手段和权力运作的凝练，相比当代左翼关注的“去政治化的政治”问题，“政治的去技术化”同样是严重问题。在“文革” 后期，以邓小平“治理整顿”为代表的专业主义道路最终胜出“抓革命促生产”道路，其中的经验教训尚未得到左翼的真正汲取。

今天，割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技术与政治的认识论，进一步呈现为围绕发展主义展开的批判。

21世纪初，香港曾发生左翼文化研究学者和自由主义经济学者的辩论。言必称哈耶克的香港新自由主义者暴露了自己的意识形态教条。左翼则以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许宝强为代表。他出版了《资本主义不是什么》一书，从第三世界寻找另类发展经验，比如称赞印度一些地方低GDP发展的幸福经验(23)。

当代左翼常被指责为只破不立，只能批判而不能给出方案，《资本主义不是什么》想要打破这个困境，尝试提出新方案，然而这个“方案”并不能回应印度的现实。低GDP发展背后是印度的政治经济社会落后、人均寿命低下。一位左翼学者曾写下游记称赞印度的和谐，“不只牛，猴子、狗、各种鸟……动物们都自由自在地在城市里生活着，看上去倒是与人类和谐共处，相安无事”，并批评莫迪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正在改变这一切(24)。“工业党”代表人物毛克疾则用数据显示印度的狂犬病致死率世界第一，动物和谐只是表象(25)。印度人追求发展的诉求日益强烈。在互联网上，印度的 GDP 增速被热议。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前院长马凯硕预测中国和印度将成为新的超级大国(26)。中国高新企业纷纷去印度开拓市场。中兴前印度高管汪涛从产业和市场开拓者的角度细述印度方方面面，获得大量点击(27)。左翼批判理论回避了GDP以及国际竞争这个坚硬内核，从而使其叙述感召力远不如“工业党”话语。

学者潘毅在改革开放时代的工人研究方面独树一帜，曾亲自走进工厂流水线打工，积极参与实践，提出了“宿舍劳动体制”概念。然而这种实践体验被学院“生产关系”视野包裹， 聚焦于压迫性体制和工人的困苦，从中寻找反抗空隙，较少关注产业特点和工业目标达成。问题是，当代学院左翼在遇到工人问题时总是做出千篇一律的言说模式：“一边是国家权力，一边是全球资本，工人和左翼处在二者夹击中。”不能讨论诸如大国芯片竞争， 富士康与全球半导体产业变迁的关系及这个过程中工人阶级的命运和机遇。“工业党”的讨论则会细化到诸如国产芯片在多少纳米工艺上遇到难题，芯片工艺对人的素质要求是什么等等(28)。 张慧瑜批评今天的“工业党”叙事里看不见工人(29)，这是个切中要害的批评，但反过来，左翼的工人叙事里也看不到工业。

批判“发展主义”已经成为文化研究学科的一个基本诉求，“对于改善人的生活状况而言，除现代化和工业化之外，有没有另类的发展（或不发展）的可能？”(30)这个诉求在实际运作中再次被小资情怀征用，变成不要污染，不要冲突，甚至不要一切发展，只要一种轻松幸福生活的态度。今天在西方，建基于左翼自由主义的“政治正确”观念因为脱离现实而遭到广泛诟病， 正如“ 白左”一词的遭遇所呈现的(31)。我们需要认识到，部分学院左翼同样过于追求完美的思想和说法，以至于很难认同任何现存事物的合理性，从而形成了另一种僵化的政治正确。

批判理论具有精密思辨的优势，但也需要有“工业党”式肯定性论述来充实心脏。工业化如何与社会主义结合，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论题，如果缺少对生产力和技术知识的理解，不理解如何做成事情，只陷入抽象的生产关系批判，就难以有效讨论。从地下的水电管线到天上的飞船火箭，基层“工业党”往往从事过一线生产、研发工作，至少在生产力上更了解事实，拥有学院人士缺乏的实践体解。

实践理性本是从马克思主义到邓小平理论所强调的要害。只有对实践以及实践知识的感知才能将被语词分开的事物重新结合起来，从而夯实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政治与技术的理解。这是“工业党”对已经规制化的社会科学的一个挑战。

2.挑战文理工区隔与通识教育局限

“工业党”与“情怀党”的区隔可以在现代学科领域划分中找到映射。当代人文与理工学科高度分化，这被认为是知识爆炸以及学科自觉意识发展带来的后果，但其中也包含了隐蔽的文化政治斗争因素。如前所述，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兴起的英国文学，实质是贵族阶级为了和资产阶级暴发户争夺影响力而发明的工具。一种试图凌驾于事务科学之上的人文学科由此呼之欲出。早有学者如英国人阿什比注意到“‘学者—绅士’与‘实干家’之间的文化冲突”(33)，“一些文人学者坚持认为科学家和工程师需要‘文化的同化’与‘人性化’。他们推进旨在挑战和解构科学与技术的意识形态：后现代主义、文化相对主义、（爱丁堡学派）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主义，等等。”(34)

当代“工业党”显著地跨越了文理工知识分子疆界，频繁闯进公共问题讨论，以实际行动反对人文学科对实务学科的凌驾。由此带给人文学术和教育机制的一个挑战就是：要求理工人士“人文化”的同时，是否更应该要求人文人士“理工化”？换言之，“理工”知识是否应该被纳入“大人文”范畴？

中国的教育改革已经呼喊和实践了很多年。无论是官方倡导的“素质教育”，还是部分学者提倡的“通识教育”，宗旨都在于克服工具理性，改变人文教育建制僵化，避免单纯专业教育，培养健全人格，追求全面发展。

1999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文件中， 对“全面发展”的表述非常突出。全面发展的一个含义是文理兼备。流行的通识教育已经践行学生选课时文理互通，看似是一种进步，但是在“工业党”思维观照下，一些误区也呈现出来。

第一个误区是注意到“文理”兼备 ，却没有意识到“理工”兼备和“文理工”平衡。

技术（工科）与科学（理科）不同，是一种不断进化的技艺。复杂性科学专家和技术思想家布莱恩·阿瑟认为，技术和科学有交叉，但很多时候平行发展，遵循不同的逻辑。技术具有生物进化的特性——多种实践摸索并行，大部分失败，成功者也无法一劳永逸，必须持续适应新情况，不断积累，直到下一次进化，周而复始(35)。欧阳莹之在《工程学：无尽的前沿》一书中这样区分工科与理科——与实验室科学家不同，工程师要面对现实约束去解决问题，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和切身性。瓦特等改变世界的工程师均非科班出身，而是在劳动实践中创造出了成果。

工业、技术知识因为其强烈的实践性而区别于人文学科知识，尤其是一些已经意识形态化的学科，可以从文字到文字，从概念到概念。诸如文科的“理性人”“自我”“自由”之类概念表现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形态（虽然常常是虚浮的），便于流通。美国政府展开对中国“千人计划” 中的理工科学者的约束(36)，严格防范技术知识的流通。但是对人文学术领域的国际交流很少控制，任人拿去各种西方概念、理论而毫不担心。这可以看作是两种知识性质差别的一个注脚。

缺少实践磨练的全面发展只是一个美好幻想。而今天的通识教育往往是让理工科学生学一点人文知识，让文科的学生学一点科学知识，忽视了工科的知识和方法。更加根本的问题是，当今人文学科普遍地被一种不自觉的区隔所束缚——一些知识被认为是理工知识，不进入人文视野。

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把工程学知识看作人文知识，把技术文化看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如西方人文主义时代的大师把工程学看作人文能力的一部分，代表者如达·芬奇。“工程技术作为一种创造性和科学性的活动，它通过改造自然以服务于大众的需求和愿望，具有自然和人为的双重维度。”(37)与自然科学的纯然主客二元划分不同，工程学需要为人服务，总是把人的主体性放在考虑之中，工程学也就天然带有人文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