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非常时期的正常关系

2022年的最后数月里，莫斯科和北京似乎更有决心在俄乌战争的非常时期保持正常的战略伙伴关系。9月19日，由双方高级安全官员杨洁篪和尼古拉·帕特鲁舍夫主持的第17轮中俄战略安全磋商在正对台湾地区的福建省举行。这一“富有成效”的磋商是在两国元首会晤四天后举行的，紧随其后的是中俄在外交和安全领域的密集接触。中国外长王毅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进行了多次会晤，甚至连俄驻华大使的轮换也得到了中方不同寻常的关注。在这些会晤中，乌克兰冲突及其可能的降级和解决方案一直是双方关注的要点。

俄罗斯和中国于2022年的最后几个月在安全领域的互动也明显增加，进行了一系列军演和海空巡逻, 这包括9月1-7日中方2000余人参加俄罗斯在远东举行的为期一周的“东方-2022”军演；9月15-27日中俄两国海军在西太平洋相关海实施的第二次海上联合巡航，并于19日抵达美国阿拉斯加外海；11月30日中俄战略空军（4架图-95和2架轰-6）在日本海和东海进行了本年度第二次联合巡逻，并首次在对方机场降落；12月21-27日，中俄海军在东海举行“海上联合-2022”年度军演，部分演习水域距台湾仅300公里。尽管这些活动大部分是例行性的，鉴于乌克兰和台海的紧张局势，这些军事互动还是被认为非同寻常，并具有某种紧迫感。

即使在经济这个中俄合作的传统薄弱环节也显示出了进展迹象。梅德韦杰夫到访北京当天，俄罗斯普京参加了新的科维克塔(Kovykta)天然气田和管线举行的落成典礼。这意味着未来几年俄罗斯通过现有的线路和拟议中的蒙古线路对中国的天然气出口将大幅增加。2022年，中俄贸易增长约25%，跨越中俄界河的两座桥梁在年内相继开通也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

中俄经济关系仍有许多瓶颈。然而，俄罗斯迫不得已“东进”(reluctant pivot to the east)，中国被迫与西方脱钩，也使双方致力于更具深度和广度的经济合作，想定之一是12月5日中俄总理第27次例行会议上讨论的中国对俄罗斯的79个大型项目投资1600亿美元事宜。这些项目将如何谈判和启动仍待观察, 但俄罗斯与中国在航天领域的合作已进入实施阶段。2022年底，双方签署了一项关于建立联合月球科研站的协议。

6.1916年的阴影

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初期，基辛格发现西方陶醉在某种争强好胜的气氛之中，无人关注如何结束争端，这令人不寒而栗。这位年近百岁的地缘战略家对俄乌冲突的前景忧心仲仲，是基于他对二战后美国海外军事行动的观察，即二战后美国4次海外用兵，在初期均得到公众支持，精英们踌躇满志；但美国均不知如何收场，其中三次都不得以单方面撤军。他告诫说，“检验政策的标准是它如何结束，而非如何开始”(“The test of policy is how it ends, not how it begins”)。

回到2022年12月17日。基辛格发表一篇题为“如何避免另一场世界大战”(How to avoid another world war)的专栏文章，其受众是他所认为的处在类似1916年状态的西方精英。他提醒道，一战双方在1916年虽然对两年的杀戮已有倦意，但并未真正理解现代科技巨大的潜在破坏力。最终，这些梦游般的欧洲精英因为骄傲和迟钝而错过了案甲休兵、实现和平的机会。当“外交成为无人问津之物”时(“diplomacy became the road less traveled”)，战火又施虐欧陆两年，数百万人蒙受其难。

为了避免重蹈1916年的悲剧（即错失的和平），防止由于失控的人工智能操控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基辛格提议沿2022年2月24日战端爆发时的边界线停火，俄罗斯在此之前获得的领土将由后期谈判解决。最终，一个新的战略机制将在欧洲建立，其中乌克兰“应该与北约组织联系在一起”，而俄罗斯“最终将在这样的秩序中找到一个位置”。

基辛格在1月17日达沃斯论坛的演讲中改口称，在当前形势下，乌克兰保持中立化的想法不再有意义，“相信乌克兰加入北约组织将是一个合适的结果”。

基辛格为寻求结束乌克兰战事的努力并非孤掌难鸣。美军参联会主席马克·米利将军（Mark Milley）曾在战事进入冬季时推动其外交解决方案。虽然拜登政府高层并不赞同米利的想法，但据说他们中的一些人（如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一直在敦促为外交协调留出余地。显然，拜登团队仍未在价值观和利益之间找到平衡支点。

基辅方面拒绝了基辛格的停火建议。其实泽连斯基在10月初签署的一项法令已经排除了与普京谈判的可能，而他12月底在华盛顿也拒绝了拜登提出的“正义和平”框架。泽连斯基选择了他自己的和平计划，即俄罗斯只有在首先接受战争罪行审判之后才能被邀请参加和谈。

莫斯科看上去对基辛格的方案更感兴趣。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普京一有空就会仔细研究基辛格的文章。无论如何，普京已经下令在乌克兰东正教圣诞节（2023年1月7日）期间实行36小时停火。俄罗斯地缘战略学家德米特里·特列宁则认为，俄罗斯暂停冲突的意愿或许是真实的，因为看似有限的“特别军事行动”，对俄罗斯的影响却堪比一战，远超19世纪中叶的克里米亚战争和20世纪初日俄战争对俄罗斯的影响。“而俄罗斯的未来的福祉也绕不开乌克兰，尽管这样做的代价会非常高昂”。

中国密切关注各种停火倡议，并在各种外交场合坚持自己的和平姿态。与此同时，乌克兰也没有被忽视。9月22日，王毅外长在纽约联大会见乌克兰外长德米特罗·库莱巴时继续强调中国的和平立场，说中方“绝不袖手旁观，绝不火上浇油，绝不利用局势谋取私利。”据报道，库莱巴表示乌方重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并期待中方在缓解当前危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库莱巴对王毅的和谈呼吁回应称：“乌克兰准备进行符合其国家利益的对话和谈判”，他还重申乌克兰承诺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并期望加强与中国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10月12日，中国常驻联合国大使耿爽在讨论乌克兰问题的第11次紧急特别会议上，提出了解决俄乌冲突的4点主张（坚持对话接触，加大人道救援，防止冲突外溢，防止世界走向分裂），重申中国对解决乌克兰问题的一贯主张，即各国主权、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都应该得到遵守，各方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重视，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持。11月15日，王毅外长在二十国集团巴厘岛峰会会见俄外长拉夫罗夫时，“注意到俄方近日重申核战争打不得、不能打的既定立场，这是俄方理性和负责任的态度。我们也乐见俄方释放对话信号，并同意恢复执行黑海粮食运输协议”。

对中国高层来说，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更具紧迫性。中国学者黄仁伟认为，中美关系在台湾问题上似陷入某种“俄乌陷阱”（Ukraine-Russian trap）之中。在这一21世纪的“囚徒困境”中(“prisoner’s dilemma”)，北京担心美国插手会使台湾问题迅速“乌克兰化”，而这不可避免地会打断中国的复兴进程。与此同时，华盛顿则认为中国大陆可能对台采取俄罗斯式的行动。这种“相继走低”的恶性循环(“you-go-low-and-I-go-lower race”), 会加剧两个大国之间的对抗并造成严重后果。因此，北京坚持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政策，也愈发具有地缘政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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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乌克兰冲突的迁延，基辛格的1916之喻在核问题上显得尤为重要。回看2022年初，五个核大国就防止核战发表联合声明。然而就在2022年，有关使用核武的论说却不绝于耳，而这在冷战高峰时期都不曾有过。俄军夺取扎波罗热核电站后该电站屡遭炮击，这也使核阴影挥之不去。

基辛格认为，正是因为这种迫在眉睫的核风险，外交途径才更为重要。尽管这一前景并不乐观，但另一种选择的结果可能更糟。基辛格警告说，如果战事升级扩大，如果现存的人工智能武器“能够确定、评估和瞄准其感知到的威胁，进而发动战争”，人类文明可能无法“在信息、认知和破坏能力相互龃龉的大漩涡中”得以保存。

与一战或二战不同的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会留下任何赢家。

【原文索引】This article is extracted from Comparative Connections: A Triannual E-Journal of Bilateral Relations in the Indo-Pacific, Vol. 24, No. 3, September 2023. Preferred citation: Yu Bin, “China-Russia Relations: Ending the War? Or the World?” Comparative Connections, Vol. 24, No. 3, pp 155-166.

（本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