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之间: 一种“独具一格”的成熟关系

2022年2月4日，中俄领导人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前签署的联合声明称：“两国友好没有止境，合作没有禁区”。尽管如此，这种长达数十年的“战略伙伴关系”的最新发展，并不意味着结成军事联盟。它没有类似于北约第5条规定的相互约束机制，亦即在冲突情况下自动锁定的彼此的承诺。实际上，在克里米亚、中国台湾、中国南海、中印边界争端等问题上，莫斯科和北京几乎对彼此的所有“核心利益”都保持不置可否或中立的态度。

这种友好而灵活的战略伙伴关系框架的关键驱动因素之一是历史的经验教训。1950年至1989年间，中苏关系经历了从同盟到敌对的急剧转向，双方为此付出巨大代价。此后，两国将高度意识形态化和危险的军事化关系转化为一种务实的共存关系，其核心因素是意识形态缺位。在中苏在“蜜月期”（1949-1959年），意识形态因素夸大了的双方的友谊，又放大了中苏长达30 年间“决裂期”（1960-1989年）的分歧。从某种意义上说，目前的中俄“战略伙伴关系”，无论是否有止境，都是双方在经历“最好”和“最坏”时代之后的一种正常关系。

自 1989 年以来的这种务实关系，也许是自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以来对两个大国最稳定、最平等（总体而言）和危害最小的关系。这碰巧也是双方都经历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政治转型的时期。中国或许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更了解俄罗斯在后苏联时代的痛苦转型中所面临的巨大风险、挑战和困难。而且，与西方一些国家不同，中国没有利用俄罗斯的弱点来获取任何短期利益。俄罗斯的民族自豪感（pride）应该得到尊重，尤其是在俄罗斯处于历史性衰退的时刻。

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并非一帆风顺。相反，它的某些方面“存在麻烦”，甚至是“有争议的”，普京在2017年10月的瓦尔代演讲中如是表示。但他补充说，这些方面的问题经过深思熟虑后“找到了妥协的解决办法”，因此没有“使局势陷入僵局”。双方都将当前的中俄关系描述为“成熟”的关系，这与1950至1970年代高度政治化的过往经历形成鲜明对比。中俄完全有理由排除外部干扰，继续保持这种关系。

最后，中国和俄罗斯是两个大型的文明实体，无论其经济地位如何，它们都具有追求各自独立的外交和战略目标的物质和思想能力。它们在外交政策中的这种倾向伴随着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对其文化/宗教遗产的回归：即中国的儒家思想，以及俄罗斯带有浓厚东正教色彩的“温和保守主义”。

2022年2月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北京冬奥开幕式。@视觉中国

“西方新内战”亟需真正的中立

中俄双边关系的稳定和意识形态因素的缺位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意味着这两个大国历史性地回归以互不干涉内政为核心的威斯特伐利亚主义（Westphalianism），威斯特伐利亚主义是现代世界主权国家体系的基础，它虽然发轫于西方，但现在基本上被西方完全抛弃了。

除了北约不断东扩外，冷战后西方无休止的民主促进和政权更迭战争构成所谓“自由国际秩序”，在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看来，这种秩序既不自由，也谈不上有序。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警告冷战卷土重来的人，似乎对历史缺乏了解。冷战期间，尽管世界超级大国在军事和意识形态上相互对峙，但由于存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游戏规则、包括各种可验证的军备控制机制，它们之间恰恰维持了“长期和平”（long peace）。在这个两极体系中，安全是相互的，双方都有克制，特别是在 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美国总统肯尼迪公开呼吁“真正的和平，那种让我们的生活值得过下去的和平，那种让人类和国家能够发展、饱含希望并为他们的后代建立更美好生活的和平——这不仅是美国人的和平，而且是所有人的和平，不仅是我们时代的和平，而且是永久的和平。”

现今的世界离这种理想主义和清醒认知相去甚远。随着西方自由主义与其社会主义对手（苏联）的均衡被打破，西方以牺牲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的安全为代价，追求单边和绝对安全。因此，乌克兰成为了凯南所说的“致命错误”引发的反弹（blowback）。

在发表于1993年的《文明的冲突》这篇极具争议的论文中，亨廷顿提出了区别于福山版本的自由主义历史“终结论”的另一套终结论，即冷战的终结是“西方内战”（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到1991年）的终结。回头看，亨廷顿的终结论不仅低估了西方自我毁灭的能力，而且低估了所谓“西方内战” 对非西方的影响。20 世纪的“西方内战”是祸及非西方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全面战争”。仅在二战中，俄罗斯和中国的伤亡人数分别为2700万和3500万。除此之外，人们不应忽视 20 世纪之前西方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一切征战和殖民统治。或许正因为如此，许多非西方国家——包括印度、巴西、南非等——都在避免制裁俄罗斯，而是呼吁克制和谈判。

保持温和与公正远比选边站更具挑战性，特别是当世界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危险的冲突时刻。斯坦福大学的斯科特·萨根（Scott Sagan）的研究标明，一战前夕，欧洲两个势不两立且具有强大约束力的联盟因为受到联盟承诺（interlocking commitment) 的驱使，在一周内相互宣战。有鉴于此，北京目前的原则性和公正中立应该受到赞赏，它对选边站的危害保持了充分警惕，从而避免了在欧亚大陆上出现另一个或将引爆大战的对抗性联盟。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假新闻大行其道的时代，国际社会应该为对话、和平和中立留出空间，以实现包容、不可分割和可持续的安全。

（翻译/述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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