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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滨:身处国际社会至暗时刻,中国的有原则中立意味着什么?
俄乌冲突以来,国际社会似乎正在日益分裂。如今站在国际舆论风口浪尖的,主要是这两类,一派是以美西方为首的“对俄制裁派”,并频频向其传统盟友施压,要求与其保持队形;另一派则是以印度、巴西、南非、中国等为代表的广大非西方国家,秉持中立,拒绝“选边站”。在后者中,除了被视为美国印太战略重要伙伴的印度,因拒绝美国的施压而引发外界议论之外,中国对俄乌局势的中立立场、对中俄关系的友好且成熟表态,不仅被国际社会置于放大镜下审视,也遭到来自美西方不怀好意的质疑、甚至恶意曲解。 一方面,面对美西方意识形态结盟和“非敌即友”逻辑的排挤,中国有原则的中立意味着什么?另一方面,如何向外部世界、包括俄罗斯人阐释中方有原则的中立? 美国文博大学政治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上海美国学会资深研究员于滨在俄罗斯重要刊物Russia in Global Affairs上同时以俄文和英文发文,题为“China’s Neutrality In A Grave New World”。 下文由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翻译,观察者网已获作者授权。【文/于滨】
一个幽灵正在西方徘徊——中俄联盟的幽灵,无论是确有其事,还是捕风捉影。如今西方正竭尽全力向乌克兰运送致命武器,美国却突然对华发难,质疑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一贯的中立立场。然而,中国中立不仅是为了自身利益,也是为了维护世界稳定。如今乌克兰战祸不已,满目疮痍,且冲突很可能长期化,甚至进一步升级。在基辛格一直警示的充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人工智能的“严峻新世界”中(Kissingerian grave new world),美国这一“非友即敌”的2.0版本犹如一纸最后通牒。
中国特色的中立
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中立态度是真诚的,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是中国的朋友或“战略伙伴”,中国驻华盛顿大使秦刚将这一立场其定义为“客观公正”。中国要二者之间选边站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事实是,持续的战争正在严重损害中国的利益,包括“一带一路”倡议下庞大的对外投资项目,而乌克兰正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区域枢纽。2021年,中乌贸易额同比增长35%,规模达193亿美元。尽管这比中俄贸易额(1470 亿美元)要小得多,但中乌贸易额在过去五年中已经翻了一倍多。
早在 2013 年底,当乌克兰陷于俄罗斯和欧盟之间的两难困境时,中国一举向乌克兰提出 80 亿美元的投资协议。尽管这比俄罗斯的150 亿美元援助计划要小,但它远多于欧盟44 亿欧元的计划。
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中立并非纯粹出于商业目的,它是人道主义、实用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共同作用的结果。4月1日,在与欧盟领导人夏尔·米歇尔(欧洲理事会主席)和乌尔苏拉·冯德莱恩(欧盟委员会主席)的电话会议中,中国领导人敦促各方为乌克兰战争的政治解决而努力,同时避免局势升级和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从长远来看,中国领导人呼吁欧盟/美国和俄罗斯之间进行对话,以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机制”。
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乌克兰战争的破坏性令人痛心。中国人民大学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30%的受访者支持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20%支持乌克兰,40%保持中立。许多人担心,当前在乌克兰冲突上争先恐后、火上浇油的引战言行,会导致战争进一步扩大化。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代,必须在政治和外交领域寻求冲突的解决之道。因此,中国政府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并通过谈判尽早结束战争,这得到了中国人的广泛支持。中国捐助的三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已运往乌克兰,后续更多援助物资也在路上。
因此,中国的中立不仅仅是被动应对,而是基于原则的,意在促使各方达成均衡和可持续安全。相比之下,美国在巴巴罗萨行动(译注:1941 年6 月22日—1942年1月,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起侵苏行动的代号)和珍珠港事件(1941年12月7日)之间数月中的孤立主义并非那般光鲜(not-so-splendid isolation)。当时的参议员哈里·杜鲁门对此直言无讳。德国入侵苏联两天后,《纽约时报》援引这位未来的美国总统的话称:“如果德国占上风,我们应该帮助俄罗斯,如果俄罗斯占上风,我们就帮助德国,这样我们就能尽可能让他们互相残杀……” 不到六个月后,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卷入战争,接下来的历史人尽皆知。
进入21世纪,中国在混乱的世界中稳步崛起,并从历史上的儒家思想汲取智慧。儒家思想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中庸,即保持中道、避免极端。在1950-1970年代内外政策发生巨大波动后,中国从1982年开始奉行不结盟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基辛格在其2011年的《论中国》(On China)一书中,将其描述为“公正务实”(impartial and pragmatic),这与秦刚大使的表述非常相似。这种立场不仅适用于当前的乌克兰战争,也应用于2014年的乌克兰-克里米亚危机、2008年的格鲁吉亚-俄罗斯冲突,以及1980年代以来的朝核问题,因为中国反对任何破坏半岛稳定的举动。
杰克·马特洛克(Jack Matlock),1987-1991年美国驻苏联大使,著有《苏联解体亲历记》一书。
西方现实主义者去哪儿了?
在中国公共舆论空间对乌克兰问题的各种不同观点中,乔治·凯南等西方现实主义者占据一席之地。凯南在25 年前曾警告说,北约东扩是“整个后冷战时代美国政策最致命的错误”(the most fatal error)。在 1997 年向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时,杰克·马特洛克(Jack Matlock,1987-1991年美国驻苏联大使)也表达了类似的深切担忧,即“误入歧途的”北约扩张“很可能被作为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战略失误而载入史册。” 2014 年乌克兰-克里米亚危机后不久,基辛格也警告说,鉴于其几个世纪以来作为俄罗斯一部分的独特历史,乌克兰只有作为俄罗斯与西方之间“桥梁” 而非战场,才能获得生存和繁荣。西方现实主义者的这些观点以前只出现在中国的学术圈子里,现在则在公共空间中随处可见。
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政治现实主义在西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语境中的缺位是很奇怪的。如果这些清醒的、尽管“政治上不正确”的观点在西方得到重视,乌克兰目前的战争本可以避免。因此,西方关于俄罗斯“无端入侵” (unprovoked invasion)乌克兰的说法不能令多数中国人信服。相较于亨利·基辛格所描述的美式唯我论(solipsism)——无法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世界,中国人的思想要开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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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朱敏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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