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与军头：非一日之寒

2016年大选中，特朗普“美国第一”竞选纲领的矛头所向，直指希拉里在世界各地孜孜不倦推行的“自由-干涉主义”。[32]然而这位誓誓旦旦要与二战以来美国的全球主义彻底切割的政治素人，直接挑战了主导美国外交战略的建制派。即便没有弗洛伊德之死和特朗普在疫情和种族问题上的懒政和烂政，军方在叙利亚撤军、库尔德问题、与欧洲和亚洲盟友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上，对我行我素、不计后果的总统已经忍无可忍。2019年底，军中人脉深厚、德高望重的前防长马蒂斯因叙利亚问题愤而辞职。至此，特朗普与军方关系已亮红灯。[33]

平心而论，以反体制为己任的特朗普入主白宫，对军方相当宽厚，不仅在选战中誓言增加军费、重建美军，还延揽多位将领入阁，组建了美国历史上最为“军事化”总统班底。不仅如此，特朗普时期美国军事预算节节拔高，基本扭转了奥巴马时期军费连年下降的走势。而2020年的国防开支比2019年又增加200亿美元。[34]

Sources：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72473/us-military-spending-from-2000-to-2012/

然而，军头们与特朗普似乎从一开始就没有“蜜月”。2019年底防长马蒂斯辞职之前，国安助理、陆军中将麦克马斯特（McMaster）和白宫办公厅主任、退役陆战队上将凯利（John Kelly）先后去职。特朗普不仅与将军们不和，内阁其他官员也频繁轮换，不论是温和的国务卿蒂勒森（Tillerson），还是极右鹰派的国安助理博尔顿（Bolton），似乎都难以适应特朗普反复无常、桀骜不驯的秉性。在政策层面，特朗普对美国精英经营多年的全球体制有意无意的破坏，已使建制派寝食不安。米利等军界高层在美国宪政危机时刻对特朗普采取的预防性举措，也许在预料之外，但也在情理之中。

结束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60年前，行伍出身的艾森豪威尔离任前警告美国军工集团坐大。如今，这一集团的触角和影响深入美国各界，其利益代言人也遍布政府各阶层各部门。在军工集团撒下的“大网”中，几乎没有哪个政客可以“漏网”，且不分左右，民主共和两党通吃。

更为重要的是，如今的政军关系，已远非艾森豪威尔时期相对简单的“军方好战”、“文官求和”的模式可以套用的了。在美国对外政策中，文人好战甚于军人的例子比比皆是，信奉自由干涉主义的女性高官（奥尔布莱特和希拉里）更不让须眉；波黑、伊战、利比亚、叙利亚问题上都是如此。而特朗普极为任性和高度个人化的政策取向，更使政军关系充满变数。相比之下，不少军方人士倒是相对现实。

然而近期政军关系的最大变数，却是美军在美国政治转型中日益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不仅表现在特朗普在竞选、执政和危难期间对军方的倚重（尽管有时不能如愿），也表现在特朗普的反对派对军方日益提升的期望。早在特朗普当选前，民主党就放言，如果特朗普当选有违宪行为，或做出有损美国的荒唐决定，军人有责任抗命造反，以政变方式一了百了地解决“特朗普问题”。[35]

甚至在疫情之前，民主党就在谈论2021年如果处置败选但拒绝离任的特朗普，指望美军为白宫的改朝换代有所作为。[36]正是如此，也就有了本文开始提到的民主党总统竞选人拜登所称，他“绝对相信军方会将拒绝离任的特朗普赶出白宫”（“I am absolutely convinced they will escort him from the White House with great dispatch”）。[37]

至此，乱局中的各派势力对军人干政均乐见其成。对于打遍世界的美国职业军人来说，美国本土成为美军必须打理的最后一块是非之地，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更为匪夷所思的是，伍德沃德书中所描述的美军高官在宪政危机中的“义举”，也并非空穴来风。早在冷战刚刚结束、美国国力军力如日中天之时，就有人斗胆预测美军有朝一日会接管政府。1992年，美国空军军官小查尔斯∙邓莱普（Charles Dunlap，Jr.）就读华府的美国战争学院时，撰写了一篇题为《2012年美国军事政变的根源》（“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Military Coup of 2012”）的作文，登载于美国陆军战争学院的学术杂志《参数》（Parameters）。邓莱普的想定是，九十年代初，美国一口气打赢两场战争，即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和冷战。此后，美国政坛日益腐败、官吏无能、毒品泛滥、犯罪猖獗、民不聊生，美国上下唯一尚能有所作为的就剩下军队了。从此，世间已无敌手的美军一步步接管了美国政府的各种职能：治安、医疗、教育、环保、民航、甚至各类土木工程。美军深深介入民事的同时，也蔑视以至敌视贫苦潦倒的民众和无为无能的官员。终于在2012年的某一天美国总统“病逝”之际，军方顺水推舟地“接管”了白宫。[38]

邓莱普本人希望其大胆的想定永远停留在纸面上。然而对于21世纪的美国来说，重要的不是邓莱普预测的对错；在纯粹技术层面，邓莱普已经错了。2012年的美国歌舞升平，奥巴马连任成功，美国历史性的“颜色革命”（黑人入主白宫）又得以延续4年。刚刚走出2008年大萧条阴影的美国，在鹰派女性国务卿的引导下，正自信满满地致力于世界各地新一轮的颜色革命。

然而因果循环，祸福相依。摆脱了两级体制制约的自由-干涉主义任意折腾世界的同时，美国内政与外交也日益右倾化、意识形态化和军事化。美军在世界范围的征战，不仅造就了大批失败国家，也损耗了美国的巨额经济、军事和外交资源，忽略了国内的民生和软硬件建设。邓莱普笔下的美国社会乱象和积怨，最终汇成反体制、反精英、反智反理性、反多元化的民粹狂潮，将特不靠谱的“巨婴”式人物推入白宫。此公不仅对突发的疫情束手无策，又在积怨深重的族裔问题火上浇油；而军方护宪不护主的立场，又使特朗普更为倚重遍布美国、装备精良的白人民兵组织为其连任保驾护航。[39]美国成为一个“失败国家”，[40]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可能，而是一个程度问题（matter of degree）。

至此，美国的政军关系经历了从冷战初期军人政治化、到后冷战以来的文官军事化之后，社会问题以及危机处理的军事化，已初见端倪。至于邓莱普的“2012狂想曲”是否会应验，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如果美军真能排难解纷，除恶平乱，实现从“扰外”到“安内”功能性转变，对美国和世界，也许是一个不坏的选项。

2024，美国会堕入至暗时刻，还是有幸涅槃重生？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