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从军工宠儿到枪下冤魂？

肯尼迪政府给人以朝气蓬勃、“出类拔萃”的形象。[13]然而在肯尼迪政府光鲜的表象背后，是美国军工集团挥之不去的阴影。事实上，在1960年大选中，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肯尼迪和约翰逊就在军工集团纵容下（保罗·尼茨是背后主谋），攻击共和党扩军、“尚武”不力，使美国的战略导弹数量大大低于苏联，编造了所谓“导弹差距”问题。[14]

肯尼迪虽然以“拥军”之举入主白宫，但军界对肯尼迪内阁中的“书生们”不屑一顾。他们中包括国安助理、前哈佛大学教务长邦迪（Bundy），被认为是“数学神童”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等。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参联会置文官的指令于不顾，坚持以军方的“标准行动条令（Standard Operational Procedure）”拦截苏联船只，即以舰炮对甲板上载有弹道导弹的苏联货船上空发炮警告，而这在麦克纳马拉看来无疑是在拿核战当儿戏。事实上，美国军方一直在伺机扩大事态，以实现其军事上入侵古巴的最终目的，这与肯尼迪尽量控制、最终化解危机的设想南辕北辙。

其实，军方在肯尼迪就职前就酝酿入侵古巴，而此时中情局也在秘密训练古巴流亡分子，并在肯尼迪上任后不久即呈报入侵方案。美官方解密档案表明，肯尼迪对中情局的方案犹豫不决，[15]请参联会主席莱姆尼泽将军对该方案加以评估。而莱姆尼泽明知中情局的计划漏洞百出，风险极大，却予以放行，从而导致1961年“猪湾事件”的惨败，令就职不足百日的肯尼迪政府尴尬万分。

而军方的真正目的则是期待中情局的行动失败，军方即可“名正言顺”地大举入侵古巴。肯尼迪事后大有上当受骗之感，然而悔之晚矣。[16]此后肯尼迪本人对中情局和军方均不信任，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启用其任司法部长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通过克格勃在纽约的线人，直接与苏方高层单线联系，最终化解危机。[17]

古巴导弹危机一年后肯尼迪遇刺身亡，而人们推测的肯氏被刺的真正原因，不仅是由于其在导弹危机中对苏、古“妥协”、危机后提出与苏联共建世界和平的倡议[18]影响了军工集团的生意，更在于肯尼迪于1963年10月签署了《第263号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NSAM-263），计划美军于1963年底开始从越南撤军，两年内全部撤离（美军当时在南越有19,000名“军事顾问”）。人们至今仍在争论谁是刺杀肯尼迪的凶手，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把矛头指向军工集团及其在政界的代理人副总统约翰逊。[19]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萨克斯（Jeffrey Sachs）2017年初指出，“肯尼迪1963年的和平动议也许是结束冷战的最佳机遇，由此双方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有人认为，右翼势力视肯尼迪的和平动议为大逆不道，肯氏被刺在所难免。现在看来这确实言之有理”。[20]肯尼迪下葬次日，新任总统约翰逊即签署《第273号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恢复向越南增兵。[21]

遇刺前的肯尼迪（资料图）

越战：文官好战的拐点

肯尼迪遇刺后，美国政军关系开始由“军人尚武”，逐步向“文官好战”转化，其拐点是越战。

1964年，约翰逊政府一手策划了北部湾事件，开启了长达11年的“有限战争”（limited war）。此间美军投入了除原子弹以外几乎所有的现代化武器，仍无法挽回颓势。尽管如此，美国高层文官一开始就大事化小，把本来就是一场残酷的战争说成是“警察行动”（police action），官方和媒体一道报喜不报忧，美国民众当然无从知晓真相，也逐步习惯了这一遥远的战事。直到1968年的“春季攻势”（美方称之为Ted Offensive），越方在南越100多处同时发起大规模攻击，对美方震动极大，美国内反战示威迭起，麦氏引咎辞职，约翰逊也放弃竞选连任，越战败局已定。[22]

由此可见，肯尼迪-约翰逊时期开始扭曲的政军关系，最大的问题不是简单的军人不服文官的问题。由于五十年代的麦卡锡主义和冷战体系的形成，美国国内政治生态日渐意识形态化和军事化。到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的文官群体不仅难以独善其身，更有身不由己或与军工集团同流合污的倾向。越战决策过程和最终失败表明，文官比之军方更热衷于穷兵黩武；一个由于各种原因无法自制的文官政府，比之舞枪弄炮的军人，对美国政体和国际安全的危害更大。

美军在越战中以巨大代价和最后失败换来的教训，构成了1984年发表的“温伯格主义”的核心[23]，并在冷战结束后由“鲍威尔主义”（Powell Doctrine）进一步加以肯定。[24]“温伯格-鲍威尔主义”[25]的意义有二：首先，它对美国未来使用武力制定了严格的先决条件，即必须涉及美国的重大国家利益，必须具有明确的政治和战略目标，必须事先得到公众和国会支持，以及必须作为最后手段。第二，一旦文官政府决定动武，军方应有权决定如何操作。[26]可以说，温伯格-鲍威尔主义的制定是汲取了越战教训，事实上是代表军方，将亨廷顿的“客观控制”蓝本反向操作，重新界定美国的政军关系。

文官尚武，一发不可收

海湾战争美军大获全胜，冷战戛然而止，处于“单极瞬间”的美国[27]已无敌手，美国则顺势将美国战略重点转向以人道干涉为目标的所谓“克林顿主义”。虽然参联会主席鲍威尔力主审慎用兵，但克林顿的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却积极“请战”，《时代周刊》因此称波黑战争为“奥尔布赖特的战争”（“Albright's War”）。[28]在信奉“自由-干涉主义”（liberal interventionism）的文职高官的敦促下，美军在索马里、海地、波黑以及其他“麻烦地区”频频用兵，乐此不疲。

2000年大选中，以人道主义为由到处用武的“克林顿主义”开始遇到强烈的反对。赖斯在2000年8月1日的共和党大会上宣称，美军“不是国际警察，不是世界的911”。[29]布什对前任的“自由-干涉主义”不感兴趣，意在将美国的战略资源用于应对中俄两个大国的挑战。然而9·11恐袭发生，布什政府被迫改弦更张，步入以“反恐”为名的对外用兵的不归之路。

在军事战略层面，阿富汗战事未了，布什即令美军进兵伊拉克，塔利班残部得以喘息，最终卷土重来，军方至今对此耿耿于怀。伊拉克方面，美军高层主张以数十万大军对伊构成数量和质量上的绝对优势；但副国防部长、新保守主义干将沃夫威茨却认为如此重兵“过于离谱”（wildly off the mark）。[30]此后，美军虽速战速决，却由于政策失误和兵员匮乏难以对伊进行有效占领和管制。布什政府与军界矛盾更为深层的原因，是以新保守主义为干将的布什外交-军事政策团队，对军队的专业技术领域和操作层面，成功地进行直接控制和干预，这在越战以后尚属首次。

希拉里是位不折不扣的鹰派，支持、参与或主导了后冷战期间美国所有的对外用兵

美国军方在布什执政期间忍气吞声，并为此付出相当代价。2009年奥巴马上任，白宫的新人新政，又将政军关系带入一个完全不同的境地。一方面，奥巴马本人奢谈无核世界、与穆斯林世界和解、多边合作等高大上的主义，入主白宫9个月即出人意外地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但在政策层面，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却放纵“自由-干涉主义”，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包括北非在内的“大中东”地区推行颜色革命、政权更迭，造就了大批失败国家（failed states），间接直接地成就了极端的伊斯兰国，由此产生的海量难民，直接引发西方反移民、反有色人种的民粹主义的崛起。甚至自由派的《纽约时报》在2016年大选期间也发文称，希拉里是位不折不扣的鹰派；从第一夫人、参议员、到国务卿，有志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女总统的希拉里，支持、参与或主导了后冷战期间美国所有的对外用兵。[31]